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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文对债券进行了定义,按照《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界定了所研究信用债券的范围,本文剔除了地方金融交易平台发行的非标准化债券以及资产证券化产品,本文所指的债券是在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发行或流通的标准化债券,不包括地方金融交易平台发行的非标准化债券以及资产证券化等固定收益产品;同时本文对信用债券违约进行了界定,将由于操作风险造成的技术性违约剔除在外,本文涉及到的信用债券违约是指在交易所或银行间市场流通、交易的公募或私募债券,发行人于债券本息到期日不能或者没有能力支付债券本息的行为,不包括技术性违约。
本文以2014—2018年所有违约的信用债券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信用债券市场经历过的两轮违约潮,即2016年信用债券市场牛熊转换中的违约潮和2018年民营企业违约潮,定性分析我国信用债券违约现状,梳理、分析信用债券违约的主要影响因素,并结合实践经验从企业经营活动恶化和企业再融资收缩角度提出与信用债券违约相关的研究假设。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进入降息周期,我国也不例外,经过连续的降准、降息,2008—2018年我国M2年均增速为15%,天量的货币供应导致企业获取资金的成本迅速降低,部分企业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甚至开始盲目多元化发展,回头来看,这部分企业大都把资金投入金融和地产,导致“金融脱媒”现象,并且催生了房地产泡沫。2015年我国政府开始主导“三去一降一补”,将涉及“三高一剩”行业的企业进行强制去产能,导致2016年钢铁、煤炭和化工行业的债券发行人大规模违约;2017年监管部门开始主导“金融去杠杆”,导致的结果是货币供应迅速下滑,社会融资增速降到10%以下,部分企业再融资收缩,导致2018年民营企业“违约潮”。企业偿还债务的资金首先来源于企业的经营活动,企业经营活动开始严重恶化往往是信用债券发行人开始步入违约的前兆;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周期与负债端的期限存在期限错配,尤其是民营企业,负债端的期限普遍较短,因此,在没有完成从生产到销售回款的经营周期就面临偿还债务时,企业不得不通过再融资来“拆东墙,补西墙”。当企业面临债务到期而再融资快速下滑时,往往会发生信用违约事件。
本文通过构建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我国信用债券市场所有发生实质性违约的信用债券发行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经营恶化和企业再融资收缩是影响企业违约的重要原因。
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从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决不搞大水漫灌、银行信用政策向中小民营企业倾斜、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并引入“双评级”机制和统一债券发行人披露信息的渠道降低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成本等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以2014—2018年所有违约的信用债券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信用债券市场经历过的两轮违约潮,即2016年信用债券市场牛熊转换中的违约潮和2018年民营企业违约潮,定性分析我国信用债券违约现状,梳理、分析信用债券违约的主要影响因素,并结合实践经验从企业经营活动恶化和企业再融资收缩角度提出与信用债券违约相关的研究假设。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进入降息周期,我国也不例外,经过连续的降准、降息,2008—2018年我国M2年均增速为15%,天量的货币供应导致企业获取资金的成本迅速降低,部分企业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甚至开始盲目多元化发展,回头来看,这部分企业大都把资金投入金融和地产,导致“金融脱媒”现象,并且催生了房地产泡沫。2015年我国政府开始主导“三去一降一补”,将涉及“三高一剩”行业的企业进行强制去产能,导致2016年钢铁、煤炭和化工行业的债券发行人大规模违约;2017年监管部门开始主导“金融去杠杆”,导致的结果是货币供应迅速下滑,社会融资增速降到10%以下,部分企业再融资收缩,导致2018年民营企业“违约潮”。企业偿还债务的资金首先来源于企业的经营活动,企业经营活动开始严重恶化往往是信用债券发行人开始步入违约的前兆;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周期与负债端的期限存在期限错配,尤其是民营企业,负债端的期限普遍较短,因此,在没有完成从生产到销售回款的经营周期就面临偿还债务时,企业不得不通过再融资来“拆东墙,补西墙”。当企业面临债务到期而再融资快速下滑时,往往会发生信用违约事件。
本文通过构建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我国信用债券市场所有发生实质性违约的信用债券发行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经营恶化和企业再融资收缩是影响企业违约的重要原因。
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从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决不搞大水漫灌、银行信用政策向中小民营企业倾斜、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并引入“双评级”机制和统一债券发行人披露信息的渠道降低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成本等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