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交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从交往和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在19世纪就准确的预见了人类社会全球化的趋势。理论和实践证明,马克思交往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发展是其本质属性。而时代的进步、现实环境的变化也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交往理论做进一步发展。考察马克思交往理论和全球化,出发点在于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梳理和对全球化概念的把握。可以说,马克思交往理论正是在对交往的定义以及对交往主体、交往方式的规定上体现出唯物辨证法的特色。交往在马克思那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中的个人以及诸如阶级、民族、社会集团、国家等共同体之间在物质、精神上互相约束、互相作用、彼此联系、共同发展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相互关系的统一。其中物质交往是最基本的交往活动,它决定着精神交往及其他一切交往活动和交往形式,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交往范畴标志的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决定的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全球化的产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料的那样的,是社会生产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交往理论与“世界历史”理论准确的预见了当代全球化的产生。　　本文考察了当代全球化下交往主体和交往方式的新特点,这是我们考察的关键所在,也是目标所在。交往主体在当前全球化阶段的主要新特征包括主体群体化、主体多极化和国家主体的对立统一,而“数字化交往”则成为交往方式的新变革。通过对交往主体和交往方式新特点的分析,全球化这把双刃剑该如何应对,才有了现实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才会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交往理论与全球化碰撞后的出路,而和谐社会思想,正是我们应对全球化的新的理论成果。从这个方面说,马克思交往理论与当代全球化的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马克思交往理论出发,到现实,再到方法论,这是本文的写作思路,也是对马克思交往理论与全球化的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