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与相关史料的缺乏,他的作为教师的身份长期不受关注。然而在现代中国文学教育事业中,周作人其实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对新文学的学院化颇有贡献。对他文学教育工作的忽略,对于周作人研究以及新文学学院化的过程而言,都将是一个难以忽视的疏漏。因而,在这篇论文中,我将在梳理史料与作品的基础上,试图重建1917-1937年间周作人对新文学教育的参与。一方面,以周作人在大学中的活动为叙述线索,将新文学进入大学课程体系的过程还原至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以期对新文学的学院化有更为清晰、在场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将讨论周作人在这一学院化的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且梳理这一过程对周作人自身思想的影响。具体的论述将分为三章。在第一章中,我将讨论两个新文学相关的知识在进入学院时失败的案例：欧洲文学史与(外国)小说研究。周作人在国文系讲授外国文学,实际上是为新文学的学院化作出了准备。而外国文学课程(与演讲)的意义,对于周作人,是在为新文学的发展指出方向。这一实践的失败,意味着学院空间并非文学场域的简单对应,而是有着自身的运作逻辑。在第二章中,我将呈现并讨论,在各方的期待之下,周作人如何在燕大开展新文学学院化实践。周作人在燕大的新文学教育,是现代中国首次开设新文学课程的记录。而他的实践,也有着鲜明的、被校方与新文学同志所期待的印记：课程在力求完整的同时,也以新文学创作实践为一重点,直接作用于文学革命事业。他的实践,也成为了新文学学院化的经验,与后来清华的国文系改革相关。在第三章中,我所着重探索的是新文学学院化所产出的重要文本《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一文本,作为“新文学”的学院化、知识化20年以来的一个标本,展示了研究者如何在与文学体制的互动中,习得文学史的语言与形式,并且自觉将自己讨论的范围限定在为新文学寻求合法性的框架下。而同时,周作人治文学史的方法,提示了他与其他学者的不同,也为文学教育体制,提供了一种反思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