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的视角探讨知识产权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尚不多见。本文首先系统总结了马克思的劳资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其当代发展。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集中体现在《资本论》当中,同时在其它著作中也有过经典的阐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劳资关系表现为雇佣劳动关系,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和存续的前提是劳动条件与劳动者相分离,资本家占有劳动条件,从而实现对劳动者的雇佣,进而占有、剥削、支配劳动,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再生产出来。在马克思生活的工业社会,生产条件主要表现为机器、厂房等物质生产资料,而在后工业社会,生产条件主要表现为知识和信息,知识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知识劳动成为主要的劳动形式。由于知识的无形性和占有、使用的非排它性,劳动者具备与知识生产要素直接结合的条件,从而对资本雇佣、控制劳动提出了挑战。为了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继续实现生产条件与劳动者的分离、将知识劳动整合进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催生了知识产权制度。基于知识产品中公共知识与新创造的知识不可分割、难以区格的特点,资本借助知识产权大量侵占公共知识,进行知识圈地,完成知识和信息的原始积累；利用知识劳动对研究设备等有形条件的依赖性,资本以占有知识创新“硬件条件”的方式实现了对知识劳动的早期雇佣,并通过推动知识产权“雇佣作品”、“雇佣发明”等制度将知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以知识产权的形式收归资本家所有,实现了通过“硬件”占有“软件”的目的；大量占有知识产权的资本又反过来通过知识产品的垄断权实现对全球生产流程的整合,通过“软件”控制了“硬件”,最终实现了对全球劳动、尤其是知识劳动的全面整合,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在知识经济时代继续存续并且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而知识劳动者受到雇主知识产权的严格限制,对自己所创造的知识成果不能够自由的使用及与他人进行自由交流,知识产权加剧了知识劳动的异化。劳资关系的演进与知识产权的制度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商品化,不断带来新的知识资源和利益,劳资双方作为社会最重要的两大利益群体在知识生产、知识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合作、分立、斗争是知识产权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封建社会末期,劳资双方在与封建王室特许权的斗争中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推动了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有效限制了王权对自由竞争的干涉。当知识产品生产与知识创新日益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时,劳资双方出现了分裂,资本家凭借强大的资金优势,大量雇佣知识劳动者专门从事知识创新活动,并通过游说立法,使基于雇佣关系所产生的知识产品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归资本家所有,进而全面控制社会知识资源。知识产权制度也在资本的推动下不断的扩张和滥用,造成了劳资之间、资本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全世界范围内反对知识产权的呼声越来越高,知识产权制度也将面临新的变革。知识产权的扩张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知识产权使个别大企业获利的同时,也提高了多数企业接触、使用知识的成本,从而使资产阶级内部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尤其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矛盾。知识产权的过度发展事实上损害了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严格控制使知识劳动者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劳动者的创造潜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加之知识产权利益在劳资双方分配的失衡,将继续加剧劳资矛盾,引发劳动者知识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冲突。现代社会信息化的生产力为知识权力超越资本权力提供了条件,知识产权也将逐渐摆脱资本的控制,向着重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方向倾斜。在劳资关系外部,资本对知识产权的控制常常建立在对公共资金所投资的知识成果的占有基础上,私营部门与公共机构在知识创新成果的创造和分配方面存在合作和竞争的关系,但二者追求目标的根本差异将使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公共机构知识创新是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补充,也是限制资本垄断知识的重要力量。以劳动者自由创造、开放产权、免费共享为特点的创新2.0模式的迅速发展,为劳动者自由联合实现知识创新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在未来也将对知识产权制度提出更大的挑战。劳资关系内部与外部的双重矛盾,将推动知识产权制度向公共利益作出更大的让步。本文最后提出劳资关系视角下的知识产权理论对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启示。我国应当在积极应对国际资本知识产权扩张的同时,着重保护知识劳动者的知识产权利益,积极探索和完善知识产权的替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