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柏林剧团访问伦敦并将布莱希特的戏剧传播到了英国，布氏戏剧独特的戏剧结构和舞台呈现手法极大地启发了英国戏剧界，英国当代叙述体戏剧指受布莱希特戏剧影响产生的一批具有“叙述性结构”的戏剧类型，这类戏剧往往采用叙述者介绍戏剧事件为主要结构方式，将舞台从以人物为中心转变为以事件叙述为中心，将情节放在观众面前，启发观众对事件进行理解判断。叙述性的结构有助于拓展戏剧的表现空间，强化人物的主体意识，是戏剧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革新。英国当代叙述体剧作与布莱希特的影响密不可分，自一九五六年以后诞生了一大批在形式和内容上摹仿布莱希特戏剧的作品，其中约翰·阿登以戏剧观念与戏剧形式上最接近布氏叙述体戏剧成为这一时期的叙述体剧作研究典型：阿登的戏剧具有极强的现实型和社会性，善于借用历史隐喻现实，并且善用民谣、歌舞、哑剧表演等手法实现“间离效果”。作为一种反幻觉主义的戏剧观念，阿登认为戏剧应该呈现假定性，在戏剧叙述中将现在与历史联结起来，启迪观众更好地认识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他与太太玛格雷塔·达西进行了大量“大众戏剧”和“社群戏剧”的实验，他们合作的作品更强调政治性与革命性。同时，阿登有有别于布莱希特：他的戏剧并没有像布氏戏剧那样具有思辨性，更多继承了英国戏剧传统中理性戏剧与智慧戏剧的观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戏剧进入了“剧场革新”的时代，布莱希特依然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布氏叙述体戏剧第一次强调了观演关系的变化和观众的主体性，英国七十年代之后的叙述体戏剧创作，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剧，也出现了将布莱希特与阿尔托相结合的新趋势，这种尝试是对“间离手法”的发展，叙述体戏剧出现了结构影视化、多重叙述化、以及去政治化的趋势。以凯若·邱吉尔的主要作品为例，她的叙述体戏剧多为对布莱希特方法的发展与运用，将拼贴、并置等手法融入叙述性的主体结构中，造成了独特的间离效果；而她的人物又呈现出历史化的存在的特征，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结起来，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寓言的意义。同时，邱吉尔积极同导演、作曲与编舞合作创造了一系列实验性的戏剧作品，体现出后戏剧剧场的文本特征：文本不再起到主导的作用，而只是剧场叙述的参与者之一。经历了英国当代戏剧的两次浪潮，叙述体剧作已经从早期的“布莱希特化”发展到“后布莱希特戏剧”，英国当代叙述体戏剧也出现了从“叙述性文本”到“叙述性剧场”的新的发展趋势，在影视思潮普及以及各门类艺术跨界融合的当代社会，这一戏剧形式还将不断获得新的艺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