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政策起源于1992年新加坡的“智慧岛”计划,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2008年美国的智慧城市政策实践引发各国的广泛重视,此后这一政策被视为应对城市病的一剂良药,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2009年,我国省级层面的北京、地级市层面的泉州等城市率先在国内采纳智慧城市政策,随后其他城市陆续跟进。目前,智慧城市已经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在中央政府相关政策出台和政策试点的推动下,已有500余城市宣布采纳智慧城市政策,着手智慧城市建设。对于各地方政府而言,采纳智慧城市政策是一种政府治理的政策创新,该政策在全国范围内不断被各地政府采纳的过程,则形成了政策创新的扩散。在此背景下,需要对几个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问题予以关注:第一,目前我国各地智慧城市政策采纳的总体情况如何?智慧城市政策扩散进程中,在时间演进和空间延展中体现出怎样的特征?第二,作为一项政策创新,智慧城市政策迅速被各地政府采纳,推动这种现象发生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其作用机理又是什么?第三,在智慧城市政策扩散进程中,是否存在与理论预想相违背的表现,弱化了政策扩散效果?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又该如何加以改进和优化?基于政策扩散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对智慧城市理论拓深和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政策扩散理论,运用文献分析、网络调查、事件史分析和规制分析等方法开展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智慧城市政策扩散实践的宏观描绘。智慧城市政策作为一种政策创新,2009年开始在我国各地方政府间扩散。省级政府中北京最早于2009年采纳智慧城市政策,此后其他省级政府陆续跟进。.截至到2016年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级政府均已采纳智慧城市政策,智慧城市政策在省级政府中扩散完成。地级市政府中,福建省的泉州市最早于2009年采纳了智慧城市政策,截至到2018年底,全国已有288个地级市政府采纳了智慧城市政策。总体而言,作为一项政府政策创新,智慧城市政策在我国呈现广泛扩散态势。第二,我国智慧城市政策扩散的时空特征。随着时间推进,不论是省级政府层面还是地级市政府层面,我国智慧城市政策扩散均呈现“S”型曲线,符合创新扩散的一般规律。从空间维度来看,垂直扩散与水平扩散共同推动扩散发生。水平扩散中集聚效应和邻近效应显著,垂直扩散中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扩散形式并存,相较而言,后者对扩散发生的驱动力更强,而且在我国独特的政策试点机制作用下,垂直扩散形成了显著的“吸纳—辐射”效应。智慧城市政策在不同区域间的扩散速度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经济发达地区往往先于经济落后地区进行政策采纳,政策扩散呈现明显的层级效应。第三,我国智慧城市政策扩散影响因素与机理。基于政策扩散理论,结合我国政治现实与智慧城市发展现状,从问题导向、政府能力、公众需求和府际关系4个维度12个方面构建影响因素模型。运用事件史分析法对符合条件的280个地级市2008-2017共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发现问题导向维度中的环保压力、交通压力和医疗压力均未对智慧城市政策采纳产生显著影响,而政府能力维度的财政健康度和行政级别则均产生影响显著。公众需求维度中虽然人均收入对智慧城市政策采纳影响显著,但人口规模和网民比例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府际关系维度中上级压力、试点压力和竞争压力均对智慧城市政策采纳产生显著影响,但府际学习未产生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我国智慧城市政策扩散发生机理。我国智慧城市扩散的发生是多种力量共同驱动的结果,既有内部驱动力量,也有外部驱动力量。其中府际纵向压力是智慧城市政策扩散的主导力量,府际横向竞争亦有效推动政策扩散发生,政策扩散受地方政府经济能力影响显著。第四,我国智慧城市政策扩散中的非理性。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我国智慧城市政策扩散进程中,存在诸多的非理性行为,包括政策扩散动因上的非问题导向、政策扩散进程中的跟风模仿、政策扩散主体中的公众角色缺失以及政策扩散进程中的试点行为偏差。违背了理论预期与现实目标,降低了智慧城市政策扩散效果。进而从压力型体制的内在推动、政绩驱动的激励扭曲、公众参政意识与参政途径不足和府际交流与学习机制不足等方面,对智慧城市政策扩散非理性的发生原因进行深刻剖析。第五,智慧城市政策扩散中非理性的消解。基于合作治理理论,在坚持合作、承认和开放等原则基础上,通过对纵向府际关系、横向府际关系和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实现政策扩散的多元合作治理,推动智慧城市政策良性扩散,加快智慧城市建设进程,丰富政策扩散理论研究内容。本文从宏观上描绘了我国智慧城市政策扩散进程,总结了智慧城市政策扩散的时空特征。构建并验证了智慧城市政策扩散影响因素模型,提炼出智慧城市政策扩散机理。基于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指出智慧城市政策扩散中的非理性现象并提出了消解建议。以期能对丰富智慧城市与政策扩散理论研究有所裨益,推动智慧城市健康发展和政策创新的良性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