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继承法》颁布实施之初相比，我国公民通过生前遗嘱来规划身故之后遗产及其他事务的情形大大提升。只是由于遗嘱行为要式性的强行规定，以及大部分公民对于法律规定的遗嘱本身形式上的误解，导致了在实践中所立遗嘱有很大一部分并未发生立遗嘱人所期待的法律效力。笔者作为一名执业的公证员，既是公证遗嘱的实践者，同时也见证了无数家庭因遗产继承纠纷所面临的困扰。公证遗嘱因公证机构的公信力被现行法律赋予了极高的效力地位，其订立程序的规范性也是被老百姓广泛认可的重要原因，但同样符合法定遗嘱形式要件的其他形式遗嘱，因此失去应有的效力地位，遗嘱订立的自由原则、效率原则会受到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在科学分析并且定位各形式遗嘱效力的同时，借鉴吸收他国先进立法，对于其他形式遗嘱规则做出进一步的调整，是我国未来遗嘱继承法律修订时的重要任务。本文的主文部分共四个章节。首先通过对大陆法系国家（地区）与我国遗嘱形式的比较法研究，及法律实践中出现的新型遗嘱的相关问题的解读，探究了关于遗嘱形式的问题。其次，针对遗嘱行为要式性的特点，对于形式要件与遗嘱效力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并且对于形式要件瑕疵的遗嘱的效力进行了具体分析。再次，就现行法律所认可的公证遗嘱效力的高位阶的合理性，以及适用条件有所限制的口头遗嘱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结合之前章节中关于遗嘱形式、效力的研究，对于今后《继承法》关于遗嘱继承部分的立法提出了一些本人的看法，即维持五种遗嘱形式、细化订立规则和限制公证遗嘱的绝对优先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