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宗法社会中,女性的身份无外乎就是为女、为妻、为母,在“父权”、“夫权”的多重压制下,女性的地位愈发卑微。近代以来,随着妇女解放思潮的传播,女性形象开始有了质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近代妇女解放不断深入的表现,也是先进女性群体开始以女性为主体,通过去构建理想的女性形象来表达自身诉求的过程。然而,无论是妇女解放还是女性群体,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在追求平等、表达女性诉求的同时,都会受到包括政治环境在内的外界因素的影响。通过对某一时期女性形象的考察,从中可以分析这一时期女性的成长与困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出于防共以及巩固统治的需要,在限制包括妇女运动在内的民众运动的同时,开始注重培养妇女的“母性”,并通过新生活运动使“母性论”得到进一步发挥。《妇女共鸣》作为国民党背景的妇女刊物,以追求男女平等为宗旨,努力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随着南京国民政府保守的妇女政策逐渐明显,《妇女共鸣》开始关注妇女与家庭的关系。新生活运动期间,《妇女共鸣》在反对妇女回家的前提下,提出妇女在家庭中应该做一个“贤妻良母”,同理男子也应该做“贤夫良父”的“新贤良主义”。这种整合家庭与社会的女性形象与国民政府想要塑造“入则治理家庭,出可服务社会”的女性形象基本一致。抗战的爆发使民族危亡再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在全民抗战的时代环境下,国民政府鼓励妇女积极参与抗战的同时,仍然没有放弃对于妇女应该具备“母性”的要求。《妇女共鸣》作为妇女刊物,不但热情鼓励妇女参与抗战,并且对于国统区内出现的“妇女回家论”多次给予批评,表明了知识女性在战时的成长与逐渐走向成熟。然而,不管是鼓励妇女抗战还是批驳“妇女回家论”,《妇女共鸣》的最终立场是民族解放,它想要塑造的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国民形象。《妇女共鸣》作为知识女性运营的妇女刊物,在南京国民政府保守的妇女政策下,为争取妇女平等权利而发声,并且面对国民政府的某些政策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表明了以知识女性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在近代妇女解放过程中的发展与成长。与此同时,通过对《妇女共鸣》中女性形象的考察,可以看出在国家、民族、政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以女性为主体的发声仍然是有限的,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妇女解放始终难以得到真正独立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