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长三角）经济增长迅猛,但同时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可持续发展受到明显制约。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资源环境的约束更为严峻。党的十八大以来,环境友好的新型城镇化在不断深入推进,中国城市正面临着从规模型增长到质量型提高的可持续转变。为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化,重要的是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以最小化的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成本来换取最大化的社会福利。生态福利绩效（Ecological welfare performance,EWP）是人类自然资源消耗转化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效率,能够衡量可持续发展水平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本文首先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社会福利三个维度出发,构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PCA-Super SBM组合方法对2013-2018年长三角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进行静态评价,并分析无效省市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运用Malmquist指数对绩效的变化情况进行动态分析,并从技术进步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角度分析绩效变化的原因;接着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在空间上存在的非均衡问题进行研究,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分析江浙皖三省城市绩效水平的相对差距、差距来源及贡献程度,并利用核密度估计方法直观展示长三角城市绩效水平绝对差距的变化情况,为区域差距研究提供支撑;最后将城市绩效值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技术进步、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和绿化程度为解释变量,建立面板Tobit回归模型,对各影响因素进行效应分析。研究发现,2013-2018年长三角整体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未达到最有效的生产前沿（EWP<1）;绩效在研究期初下降,但2014年后持续回升,主要得益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的加大;三省一市绩效存在差距,从6年平均值来看:上海（1.0162）>安徽（0.9161）>江苏（0.8645）>浙江（0.8643）;城市绩效在空间上呈随机分布,高水平（EWP≥1.2）、较高水平（1≤EWP<1.2）城市主要分布在长三角西北部、东部和南部,较低水平（0.6≤EWP<1）、低水平（EWP<0.6）城市主要分布在北部、中部、西南部和东南部;城市相对无效的主要原因是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投入过多,而教育产出严重不足。对绩效变化的动态分析结果显示,虽然长三角整体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先降后升,但2018年绩效略低于2013年（下降了0.9%）,技术衰退是绩效下降的关键原因。对空间非均衡问题的研究显示,三省相对差距的主要来源是超变密度（贡献率50%-60%）,次要来源是地区内差距,研究期间区域相对差距在减小,但绝对差距在扩大,低水平城市的生态福利发展还面临很多困难,长三角城市可持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严重。影响因素方面,人口密度与生态福利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城镇化率与生态福利绩效呈显著负相关,技术进步、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和绿化程度与绩效呈不显著正相关,产业结构与绩效呈不显著负相关。最后本文为十四五期间乃至以后长三角城市建设和区域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启示和建议。各城市要坚持紧凑集中和节约高效的开发建设模式,不断推动生态环境、科技创新、教育医疗等关键领域的协同合作,加快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持续提升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