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对中国文学而言,它更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没有“五四”运动的感召,就没有一代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的觉醒,没有“五四”思想的启蒙,中国现代文学不会得以发轫并且逐步发展、成熟。对中国文学意义非凡的“五四”文学革命彰显着“五四”运动的卓著成就,如果说这场革命是一道划时代的界碑,那么作为这场革命的阵地的《新青年》杂志则当之为立起界碑的第一股力量。“五四”文学革命与《新青年》以其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而具研究和书写的价值,其中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实践者以及《新青年》同人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和借鉴又是研究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正是基于对《新青年》中的翻译小说及“五四”小说的细读和对照而形成的比较研究,全篇主要从二者的主题选择和叙事方式两方面着眼,梳理《新青年》翻译小说的特质、“五四”小说的流变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首先,本文考察了《新青年》翻译小说与“五四”小说在叙事主题选择上的表征。“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西风盛行,接受了外来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人”的本体存在,并明确了对自由独立的追求,主张尊重每一个体的需要和权利。人本思想促使知识分子以平等的眼光看待社会和人,西方小说对下层人民生存状况的描写也为“五四”作家提供了借鉴范本,从此,过去不被重视的普通民众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西方文学中有对女性独立意识及其社会地位的探究,中国知识分子也由此意识到中国妇女背负的精神枷锁亟待打破,因而在译介和创作中都极为关切妇女解放问题。对战争的控诉也是中西作家共同重视的主题,这不仅是因为爱和平是文学的内质性,还因为中西作家普遍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憎恶战争对生命的残害,故而通过创作表达不满。“五四”小说中批判国民性的主题对当时的中国具特有之义,是有志之士展开的一次民族性反省,他们对相关西方小说的翻译正是希望借同为受压抑者的人民的苦痛激进国人警醒。在对《新青年》翻译小说和“五四”小说进行整理并归纳出上述四类主题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新青年》同人与“五四”作家的这种主题选择与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对文学、社会的一致见的使他们在文学上有了共同选择、致力的方向。其次,本文通过分析《新青年》翻译小说与“五四”小说的叙事视角来探讨其流变。《新青年》翻译小说与“五四”小说中的许多作品沿用了中国传统小说常用的全知叙事视角。该叙事模式中有一位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他了解故事的所有细节,决定着情节的安排。但在部分采用了全知叙事的《新青年》翻译小说和“五四”小说中,叙述者的掌控力被削弱了。尽管叙述者仍能操纵观察角度并透视人物内心,但却减少了对情节和观点的直接披露,而将情感倾向隐藏于看似客观的描写中。在西方小说影响下,中国文学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迅速崛起并很快臻于成熟,从《新青年》上的翻译小说和“五四”小说中可窥见这一发展轨迹。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可分为第一人称内视点叙述和第一人称外视点叙述。前者的叙述者是故事的参与者,以当事人的口吻讲述“我”或“我们”的经历和体验,有助于增强故事的真实感和感染力。后者的叙述者是故事的旁观者,讲述“他”或“他们”的故事,叙述者的旁观身份使故事兼具可信度和客观性。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在推进文学视阈由外向内转移的现代化进程中功不可没。此外,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出现也是对中国小说叙事视角的丰富。在此,叙述者将眼光聚焦于某一故事人物身上,透过他或她的视线了解故事,叙述者的感知因此受到限制,只能讲述聚焦人物所知道的事情。这一叙事视角的好处在于其为故事制造了悬念,使小说更易吸引读者。《新青年》翻译小说和“五四”小说中采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视角的作品虽然尚显不足,但也已初步体现出这一叙事视角的优点。《新青年》翻译小说与“五四”小说在主题和叙事视角上的共同表现形态体现了两者间的互动、互渗关系。在主题选择上,《新青年》翻译小说是当时的国情和语境的产物。这种选择引导并反映着“五四”小说的创作方向,《新青年》的翻译小说与“五四”小说之间因而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体现出文学对现实的烛照。就叙事视角方面而言,《新青年》翻译小说和“五四”小说对多种叙事视角的尝试既凸显了这些作品功利性与审美性互渗的特点,也体现出“五四”翻译家和小说家在强调文学功用的同时并未放弃文学审美的自觉意识。这也正是这些作品独具价值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