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业发展迅速，但是随着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进程，金融危机也频繁爆发，并且成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金融脆弱性的概念应运而生，指出高负债经营的特点决定了金融业具脆弱的本性。当这种脆弱性累积到金融体系无法承受的地步或者受到外部冲击时就会表现为金融危机。与此同时，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也已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很多问题暴露出来。尤其银行体系脆弱性较为严重，表现为一系列风险事件、大量的不良贷款、急速降低的资本充实率、较差的经营能力和不断聚积的集中风险。 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金融市场的波动与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相对隔离，外部因素并不是影响我国银行业的原因。并且我国金融体系的问题必定是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给银行业带来很多弊端，使得银行体系日趋脆弱并呈显性化的发展，但改变目前这种状态又显得非常的艰难。本文正是希望在转轨中的制度变迁这个背景下，通过分析政府行为选择来解释这种状态形成和发展的机制，并探讨政府相应的政策选择。 通过分析我国银行业脆弱性没有引发银行危机的原因，如高经济增长和高储蓄率、严格的金融管制和国家对银行的隐性担保等，我们可以发现政府行为是我国银行业脆弱性不可能导向银行危机的主要原因。政府对资源的高度控制与较低的金融自由化程度形成了政策搭配上的搭配，导致我国银行体系在一个较低的点达到不稳定的均衡状态。各种体制上的因素如关系型融资体制、不恰当的监管和政府的过度干预加剧了这种脆弱状态。从国家效用函数的来看我国银行脆弱性的生长和积聚过程，可以发现，国家控制型的金融制度是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产生根源。一方面它利用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保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因为效率低下而加剧了脆弱性。政府为了短期利益的最大化，选择不顾效率的低下而保持强大控制以维持稳定性。但从长远看来，这种选择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放松控制有两种选择，即产权多元化和加快市场化的进程。通过模型分析，可以发现，必须在基础制度改革以后才能推进市场化改革。因此，以再资本化和大规模的产权多元化为途径来迅速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慎重安排金融自由化的进程，成为从根本上改善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