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两次亲身戎旅、深入西域腹地的体验为他的边塞诗创作提供了契机。他的诗歌艺术成就颇高,较之传统边塞诗,呈现出新变的态势。文章拟从边塞诗的风格、与乐府传统的关系以及诗歌中的“胡风”文化三个方面对岑参边塞诗新变的原因进行探析。其一,岑参对“雄辞健笔”与“清新词句”的共同标举,促使他的边塞诗具有雄奇浓丽与清新俊逸并存的风格特征,与传统边塞诗风格区别显著。岑参边塞诗中英发、俊逸的五言律诗,也受到了早期山水诗创作风格的影响。其二,岑参通过对乐府传统的继承与突破实现了边塞诗的新变。他摒弃了边塞诗“陈陈相因”的拟乐府传统,突破乐府古题的束缚,几乎不采用乐府古题进行创作,而善于自制新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歌行体送别诗”,脱胎于乐府,对乐府传统的艺术手法多有融合与创新,通过极具特色的第一人称式的抒情方式与句意复沓反复渲染的手法,开创了边塞诗的全新审美范式。其三,长期的边塞诗生活,使得岑参有机会零距离接触胡地的风俗文化,在诗歌中也出现了大量关于浓郁的异域风情的描写,这是传统边塞诗较少涉及的。岑参打破了传统边塞诗中地名代指、泛指的局面,其边塞诗中的地名多为实指,且用虚实结合的手法营造出一个盛大、开阔的西域空间,丰富了边塞诗中的地名,扩充了诗歌容量,使诗歌充满想象力和艺术感染力。岑参鲜明的新变意识,探索出一条崭新的边塞诗创作道路,将边塞诗的发展推向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