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西医传播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接受过西医教育的中国知识精英逐渐取代传教士,成为医学传播的主力。医学报刊的宗教色彩明显减弱,文化与教育功能更趋鲜明。1939年8月15日,由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健康杂志》正式刊行,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黄子方担任该杂志主编。《中华健康杂志》作为近代通俗性医学刊物的典型代表,不仅是这一时期医疗社会状况的历史见证者,同时也是西医传播历程中的长期践行者,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对《中华健康杂志》尚未进行细致研究,本文以《中华健康杂志》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该杂志的创办始末及人员变动情况,全面把握其刊行状况。同时围绕杂志内容展开分析,探究这一西医科普类杂志的传播方式及特点。本文重点关注杂志中的群体表达,剖析医师作为知识中介者在传播过程中的构建面向,考察民众作为知识接收者的医疗看法与疾病认知,同时思考《中华健康杂志》的社会意义,展现医师群体在战争与经济困难的大环境之下所做出的改变与调适。本文对《中华健康杂志》的研究表明:该杂志的栏目设计与知识呈现,实际上是一系列包括专业与通俗、教育与乐趣、普及与利益等诸多因素之间相互协调、补充的结果,医学知识的专业化与通俗化贯穿杂志发展的始终。在战乱的情势下,预防医学得到重点提倡,医师群体依据社会状况进行调整,提出了健康而又经济的生活方式,为民众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健康指导。另外,医师作为杂志文章的创作主体,在进行医学知识传播的基础上,也试图借助杂志这一宣传平台为自身“正名”,他们一方面着意强调西医的“科学性”特征,为其学科正当性辅以证明,同时从自身角度出发辨析医患纠纷、维护医护人员的合法权利,为塑造现代化的病人而努力。此外,杂志也并没有隐去民众的声音,一系列读者栏目的开设,为民众提供了反馈渠道与发声平台,医患双方相辅相成,最终展现并丰富了民国医学社会化进程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