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外戚政治盛极一时,与汉代文学拥有多层面、立体化的紧密关联。本文从西汉外戚政治与赋体文学、东汉征颂（赋）与外戚幕府、东汉外戚家族创作以及汉代奏议与外戚政治等四个层面探讨外戚与文学的关系。第一、西汉外戚政治深刻地影响了赋家的生存状态与辞赋创作。从西汉中期到晚期,外戚与赋家的关系凡三变:强势君主主导下的联合,外戚辅政引起的对抗,王莽代汉导致的疏离。二者关系的变化始终围绕着皇权盛衰展开,其深层矛盾呈现为外戚代行王政进而遮蔽王权,而赋家代行王言试图襄赞王治。外戚政治的昏暗使得西汉赋家流离失所、哀怨感伤,与屈原产生强烈共鸣,骚赋复归、述行赋产生、小赋兴盛等赋学现象都在其笼罩下发生。东汉赋家以冷静观世的态度对待西汉外戚政治,产生了三重反思,天命归于谁家?外戚何以覆灭?美政究竟为何?通过反思,他们逐渐淡忘了外戚政治留下的烙印,而在建构东汉礼制社会的过程中,重拾对皇权的信心,实现了自赎。第二、征颂产生于东汉外戚幕府,深受窦宪幕府关中地缘色彩与征辟形式的影响。幕府文士对府主感恩戴德,作品之中具有浓厚颂扬倾向,是对外戚征伐的文学再现,与巡颂皆是东汉颂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征巡赋颂直陈颂主的思想倾向、颂事观德的行文方式乃颂体独立之先声,受到汉代《诗经》阐释的影响。六朝论家通过宗《诗·颂》、辨伪体、立范式,既从理论上确立了颂体独立,又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征巡赋颂的遮蔽与误读。征颂与巡颂之间虽有诸多共性,然其精神内核实有不同。征颂旨在颂扬征伐以平乱,而巡颂则为赞美盛世以修礼;征颂依托于外戚幕府,而巡颂以皇权为支撑;征颂更注重现实描摹,而巡颂则延伸至历史考索。二者在汉代随着外戚势力的起伏而更迭,至建安时期,皆汇集于曹操幕府。对二者区别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征颂的幕府背景与文学意义。第三、外戚家族是东汉特殊的家族类型,其政治身份独特,常被称为“小侯”;儒学教育完备,有专门设立的“小侯学”。外戚作品流露出浓重的儒学倾向,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外戚文士与皇权关系紧密,其创作深受政治局势影响:梁竦《悼骚赋》隐示外戚与君主之间的矛盾,马融《广成颂》寓含外戚关系的多元态势,窦武《谏党事疏》揭示外戚与士人针对宦官政治的联合。班氏家族是西汉外戚,然其作品主要完成于东汉,故将之作为东汉外戚家族讨论。外戚身份乃班氏共同的家族记忆,他们在创作中或追忆家族盛况,或表达失志焦虑,或极力宣汉、颂汉,而以后一种为主要表达倾向,推动东汉颂扬之风的形成。第四、汉代奏议对外戚政治的反应,按内容可分为三类,按劾、讼冤与颂美,而以按劾为主要类型。奏议讽谏外戚政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缘饰经义,讽谏君主。《诗经》是奏议常用经典,汉儒对《关雎》之德的描绘与涉及灾异之篇目的引用,皆有明确讽谏目的;另外,引用经典,也是颂美外戚的重要方式。二、解说天意,表达政见。他们针对现实外戚政治,利用天人相感、以类相从、阴阳五行等思想解说灾异,由指象到言语,沟通天人之际,达到讽谏外戚政治的目的。言外戚奏议的艺术风格也与奏上性质、讽谏目的相关,以雅正为内在追求,以切直为外在表现,而散中有骈,开启文章骈俪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