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毓英在近代中国西南地区经营近卅载,中间经历了马嘉理事件、中法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对云南乃至中国近代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对岑毓英治滇历史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的发展变化历程。然而由于曾经受到一些观点的影响,学术界对这一段历史的探讨不够深入,致此研究领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本论文采取是否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民族包容为新的评判标准,通过创新理论、改进研究范式和拓展研究领域等手段,对这段历史深入探讨。咸同军兴时期,云南地方矛盾尖锐,各地民变不断,加之主政大臣畏缩逃避,地方武装割据纷争,乡勇团练残暴横行,地方统治秩序混乱,民众生活痛苦。岑毓英经过苦心经营,重新统一地方政局,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并在这一过程中奠定其西南主政者的政治地位。岑毓英主政西南期间,努力振兴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他通过恢复学校、开科取士、增加中举名额以激励士子;他还尽已所能将战乱中被毁坏的文化设施如文庙、书院、祠宇、寺观、牌坊等一一修复。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把战乱之余的民众团结起来,凝聚人心,重新竖立云南地方精神,为其治滇的一大特色。岑毓英在云南民生的恢复和发展上,始终坚持“与民休息,培植元气”的方针,他顶住压力,不顾政绩,数次上奏清廷请求减免云南地方田赋和盐课,直至其病逝于云贵总督任上,云南全省每年的田赋没有征足咸丰以前的数额,盐课中的杂捐也没有恢复征收,使战后云南残破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恢复;在主持恢复云南铜业开采过程中,他坚持随行定价,拒绝执行清廷制定的官价征收政策,避免铜贱伤民;他还力主裁革夫马弊政,减轻滇省民众负担。这些措施对云南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有深远影响。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掀起殖民浪潮,其中英、法殖民主义者在南亚东南亚积极扩张势力,越南和缅甸逐步沦为其殖民地。岑毓英领导云南地方军民积极经营,以应对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通过抚绥土司达到用固藩篱的目的。“马嘉理案”使岑毓英含恨去职,他在中国西南边疆的经营被迫中断,此事件更坚定其抵御西方列强势力入侵的决心。再督云贵后,岑毓英更为沉着老练,在处理“浪穹教案”的过程中,他采取特别措施,保护了一大批反抗外国传教士暴行的地方民众。岑毓英在迤南调解纳楼土司内斗,设四土舍分而治之,有效化解民族内部矛盾,恢复地方生产生活秩序,使百姓安居乐业,赢得地方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由于云南地方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相关问题上处置得当,赢得了民心,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转化为对外来侵略者的仇恨,中法战争及滇越划界期间,云南边疆地区各族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不仅阻止了法国侵略者的进一步入侵,还力图通过武装斗争力图收复清政府划界中的失地。当西南边疆的危机进一步加剧,岑毓英慨然请兵,入越抗法,最终力挫强敌,扬威域外,达到其个人事业的巅峰。滇军在越南战场上与强大的法军对垒,通过更新武器装备,采用新的战略战术,应用电报获取战场情报,锻炼了以丁槐为代表的一批将士,使滇军战力大幅提升,最终力挫强敌,扬威域外,滇军也在战争中初步完成近代化转变。此时期岑毓英还在云南兴办近代工商业,架设电报线,开启了云南地方社会的近代化历程。中法战后,英国紧接着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将缅甸完全吞并,其侵略势力直逼滇西边境。随着越、缅的沦亡,中国西南地区藩篱尽失,堂奥洞开,云南也成为英法等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内陆的滩头阵地。为应对滇边潜在的国防危机,岑毓英积极经营,他在滇边战略要地十洲三猛、都竜及三蓬等处积极经营,或勘界立碑,或驻军防守,用实际行动支持地方民众回归祖国的正义要求。在中法勘定滇越边界过程中,岑毓英事先搜集边境地区的情报资料,在谈判中赢得主动,迫使法国方面按图定界,其构筑滇南国防优势的目的得到部分实现。岑毓英建设国防主张在滇越划界中的实践,与今天滇越边界走向的形成有重要关联。岑毓英还通过设置临安开广道,加强滇南边境地区的管控。岑毓英在裸黑山地区积极经营,进行改土设流,通过镇边直隶厅的设置,强化了中国在此地区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存在,使英国殖民者借口此地曾经两属而企图出兵侵占的阴谋破灭,对后来滇缅边界南段的划定产生重要影响。岑毓英在晚清云南地方的经营,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对建设巩固的西南边疆有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