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们对于因所有制结构问题而造成的经济影响的不同看法,以及国家重大战略实践与理论逻辑之间的歧义,本文从所有制结构变革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机理和中介目标选择所产生影响的角度,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一问题的理论与实证视角。通过理论模型构建以及对假说的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发现:一是以国有经济占比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所有制结构变化确实影响了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效果,且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信贷而非利率渠道实现的;二是在国有经济占比提高的情况下,选择货币而非利率作为中介目标更有助于熨平经济波动;三是国有经济对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抑制,是通过弱化信贷渠道的加速器效应和利率渠道的利率敏感度的双重效应实现的;四是国有经济对价格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具有负面效应但并未达到结构突变的程度,研究结果对于货币扩张与紧缩效果的非对称性也是稳健的。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之上,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以国有经济占比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对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是一把“双刃剑”,国有经济占比的提高一方面增大了经济摩擦程度和弱化了价格机制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存在较严重摩擦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国有经济也起到了面对外来冲击的稳定器,以及弱化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传导的政策超调效应的效果。加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市场化改革和十九大提出的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市场化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外部市场化治理机制和构建符合激励相容约束的内部治理结构,是削除国有经济占比变化对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负面影响的关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