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8世纪后期朝鲜北学派的先驱，洪大容留在世上的遗作并不多。但由于其较为进步的思想意识、积极探索的科学实践精神，以及在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过渡期提出的治理社会的崭新理念和先进的哲学思维，深得后人的尊崇。但也恰恰因为对其思想意识和科学成就给予的过分关注，与其文学观、文化意识有关的研究成果略显逊色了些，进而导致了后人对其文学观乃至文化意识认识上的不足。鉴于此，笔者将可收集到的洪大容的汉文著作《湛轩书》(上、下)和朝文游记《乙丙燕行录》作为第一手资料，从中归纳总结出其文学观、文化观、哲学观等，向世人展现潜藏于洪大容著作中的“异彩”，并拟将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他的实学地位。此外，通过阐释融会在其著作中的异国形象和幻象，让人们了解到当时朝鲜文人对中国乃至西方文学、文化的认识，进而发现这种认识和看法对社会变革所起的积极作用。 论文从洪大容的思想体系、洪大容的诗学理论、洪大容文学的形象内涵、洪大容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双向反馈四个方面论述了洪大容文学的整体面貌。众所周知，在洪大容的生平里文学并不是他最为关注的领域，所以也并没有给世人留下什么难以忘怀的名篇佳句。但他却通过有限的遗稿提出了有别于其他文人名家的具有深厚思想内涵的诗学理论。在《大东风谣序》中，他将“歌”作为民族文学的形式提出了将“歌”与中国汉文诗歌放到同等地位的“民歌”(百姓的歌)推崇说。他的文学理论是受中国清代诗学理论家袁枚的文学思想影响，所以“依乎自然、发乎天机”、“贵冲远、必本之以温厚”的诗歌本质说具有袁枚思想的烙印。不过与袁枚关注“性情”不同洪大容更多地强调的是“情”，认为自然之“情”才是诗歌的本质。论文还分别从文体、风格等方面考察了他的文学批评观点，认为他利用朝文创作的《乙丙燕行记》和用简洁易懂的语言创作的《会友录》是作者“反拟古、倡创新”、“破文饰、露真情”之文学观点的最佳体现。最后还对他的创作论从内容、动机、特点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认为他在创作中强调的内容和风格是“舍主情、求真实”，动机是“愉悦于人、兼顾教化”，而他创作诗文的目的更多是出于闲情逸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