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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网络公共事件的频发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对抗与恐慌。网络公共事件通常由某一偶发事件引起,随着社会化媒体的传播放大,逐渐演变成社会议题从而具有社会动员性。由于主体双方不在场,使得对话沟通主要通过媒介完成,公众表达的言语与态度观点也需要媒介提供对话平台完成。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跨越性发展,公众不再简单依赖于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开始主动积极地通过社会化媒体进行信息搜集与意见表达。微博具有的社会化媒体属性以及传播机制,使其成为网络公共事件中话语呈现和议题建构的重要角色,而这一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其“政治中介”功能。考察微博“政治中介”功能实质就是考察微博在对事件呈现和议题构建中,如何处理自身、政府、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通过选取2016年5个网络公共事件在新浪微博的内容文本,构建主题类目、消息来源类目、内容发布者类型、报道方向、关联类目进行数据搜集整理,对网络公共事件传播中微博“政治中介”功能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微博的“政治中介”功能具有联系与阻隔双重属性,且联系属性中微博即作为“政治中介化”存在,同时也履行作为“媒体政治化”的职责。作为“政治中介化”存在,微博的话语空间并非完全客观与中立。在这一场域中,不同发布主体的话语声量与影响力存在差异,媒体机构作为发布主体类型之一,不仅存在数量优势,也是议题建构中的主导力量。同时微博为公众及政府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表达平台,为政府形成正确决策搜集信息,缓解负面情绪,稳定社会秩序。作为“权力的媒介”,微博的内容生产流程中依旧存在“把关人”。微博通过科学普及、舆论监督、人文关怀等形式帮助政府部门实现行动目标,同时归因的多元化也使公众认识到单纯依赖政府的观点是存在偏见的,动员公众参与到问题解决与改善环节中。微博“政治中介”的阻隔功能体现在由技术特征决定的微博中存在着大量碎片化、离散化、商业化、娱乐化以致漫无边际的内容,这些内容遮蔽了元风险议题,阻断公众对议题的正确感知,降低议题本身的社会动员能力。此外,高度重复的议程设置效果易造成舆论的“茧房”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