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为:苏轼提出陶诗“绮腴说”与苏轼所接受的禅宗文化是有重要的直接的关系的。 关于这一命题,本文将从禅宗文化的三个角度加以具体分析。 第一、禅宗主张“自然洒脱而又积极入世”的人生情怀。禅宗这一人生情怀,苏轼在人生的阅历和感悟中,是深刻体悟到的。而且,在陶、苏作品中,都充满着禅宗情怀或类似情怀。正是这些相同点,使苏轼得出陶诗“绮腴说”的结论。 第二、禅宗具有典型的“心印”、“不立文字”,“顿悟”的思维方式。苏轼对这种禅宗思维方式是熟悉和爱好的。苏轼对陶诗采用“意会”、“心印”、“不立文字”,同时对人生“顿悟”的禅宗思维方式,最终使苏轼得出陶诗“绮腴说”的论断。 第三、禅宗艺术审美情趣,表现为在语言方面的“自然、平淡”的风格;和在境界神韵方面的“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韵味。一方面,通过作品分析,陶诗和苏诗深含着禅宗艺术审美情趣或类似情趣;另一方面,由于苏轼学习陶诗的这种审美情趣,最终使苏轼得出陶诗“绮腴说”的独有评价。 综上所述:本文以为,苏轼提出陶诗“绮腴说”的结论和苏轼接受的禅宗文化是有重要的直接的关系的,这一命题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