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调节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三大常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逆周期调控来维持一个国家或地区货币市场的稳定，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为了避免经济陷入衰退纷纷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由于受到零利率下界约束，货币当局利用常规货币政策进行逆周期调控的边际效用递减，整个金融系统的信用扩张功能也逐渐丧失预期效果。出于不同动机货币当局普遍开始实施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为了消除该类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近年来我国货币当局也开始主动频繁实施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常规货币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实际经济效果和搭配使用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同时，本轮金融危机使得以往被奉为圭臬的确保物价水平稳定即可确保整个金融系统稳定的货币政策理念已为各国政策监管部门所摈弃。资产价格波动对货币市场和金融体系稳定性所产生的冲击使研究者们越来越关注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的应对问题。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结构的深化，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耦合性增强，深入分析中国资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应对策略无疑变得越来越迫切。此外，在新的金融环境下，物价水平的稳定仅仅表现为金融稳定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货币当局需要从多角度、多层次来对金融状况进行宏观审慎监管以达到维护整个货币市场和金融系统稳定的目的。这使得构建综合反映实际货币市场运行状况的指标体系及识别金融状况稳定性变得迫在眉睫。本文正是基于以上现实问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最新的计量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一，第2章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研究了货币供给冲击作用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动态响应机制。研究表明，货币供给冲击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TVP-VAR模型能够很好刻画我国货币传导机制的时变特征。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当局逐渐弱化货币政策调控的行政化干预，货币供给过程表现为逐渐增强的产出缺口驱动特征。无论是基于时间维度还是基于时点维度考虑，随着金融体制的逐步健全和完善，货币供给冲击作用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政策工具的影响强度逐渐增大而响应时间则逐渐缩短。增加货币供给量这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具有真实效应，能够显著的影响实际利率和产出水平，然而从长期来看对实际利率和产出水平却缺乏永久性影响。第二，第3章基于符号约束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S-TVP-VAR）模型研究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S-TVP-VAR模型提高了模型的模拟估计效果。以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为代表的整体宏观因子冲击是产出水平和物价水平波动的最主要冲击源。总需求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果大于总供给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果。由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过程可知，以利率冲击为代表的常规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水平和物价水平的冲击影响效果要大于以信号冲击和资产负债表冲击为代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水平和物价水平的冲击影响效果，常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仍然是货币当局的优先选择。比较分析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资产负债表渠道相对于信号渠道而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显著。2009年以来，通过信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调节货币市场和宏观经济走向的政策效果的影响力正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强。第三，第4章基于含有潜在门限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LT-TVP-VAR）模型研究了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与中国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之间的动态关联。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货币市场相对于债券市场而言具有更高的开放度和流动性，各利差对货币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的冲击影响要大于各利差对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的冲击影响。对于货币市场而言，无论是美国常规货币政策还是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均使得我国货币市场的短期利率水平下降、中期利率水平上升和长期利率水平下降；对于债券市场而言，无论是美国常规货币政策还是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均使得我国债券市场的短期利率水平上升、中期利率水平下降和长期利率水平下降。无论是从有门限时各利差对货币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的脉冲响应结果考虑，还是从无门限时各利差对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的脉冲响应结果考虑，以潜在利差来衡量的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我国金融市场利率期限结构变动的影响要大于以名义利差来衡量的美国常规货币政策对我国金融市场利率期限结构变动的影响。以名义利差来衡量的常规货币政策主要在金融危机前对中国的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动产生影响，而以潜在利差来衡量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的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动影响金融危机后才越发凸显出来。此外，中国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对该冲击的反应的敏感性还取决于美联储在各阶段所实施的前瞻指引规则类型。第四，第5章首先运用潜在门限因子（LTF）模型研究与我国有密切贸易和金融往来国家的法定货币汇率波动的共同影响因素，然后借助由时变因子驱动的广义自回归计分（GAS）模型研究了不同市场上人民币与关联货币汇率波动的时变相关性特征，最后利用BEKK-MGARCH模型对比研究了中国与关联国家货币政策联合干预情景下汇率协同波动性和美国与关联国家货币政策联合干预情景下汇率协同波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货币汇率波动成因存在明显差异，但波动走势主要由全球性冲击因子、区域性冲击因子和异质性冲击因子决定。从人民币与关联货币汇率波动的时变相关分析来看，2005年以前人民币与关联货币汇率波动的时变相关系数的波动幅度在要大于2005年以后人民币与关联货币汇率波动的时变相关系数的波动幅度。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对该趋势产生了些许扰动，2008-2009年这段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与关联货币汇率波动的时变相关系数的波动幅度和波动频率明显高于正常情景。无论相对于中国与关联国家货币政策联合干预情景，还是美国与关联国家货币政策联合干预情景，货币政策的联合干预总体上均降低了人民币与关联货币汇率波动的协同效应。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作为全球性冲击因子在维持汇率市场的稳定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中国货币政策冲击更多的是作为区域性冲击因子在维持亚洲市场上汇率稳定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第五，第6章结合以上各章的细致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在综合考虑现实代表价值的基础上选取一系列经济指标，基于时变参数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TVP-FAVAR）模型构建了中国金融状况指数。检验结果证实，该指数不仅能有效地反映我国货币市场运行状况，而且它所表现出的较强预测能力值得将其纳入到制定货币政策的参考指标体系中。本文还从货币市场稳定性的角度出发，利用分层狄利克雷混合过程的无限状态隐含马尔可夫区制（MS-IHMM-HDPM）模型研究了金融状况指数的区制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状况指数在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均表现出明显的平稳性和稳定性特征，我国货币市场从总体上来说并不存在很严重的系统性风险；然而金融状况在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期稳定性强弱却存在显著差异，当经济运行环境处于金融危机中时我国货币市场面临的稳定性最弱。本文进一步运用动态平均（DMA）模型研究了影响货币市场稳定性的冲击风险源。研究表明，外汇储备、货币供给量、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房地产价格等资产价格因素越来越成为影响货币市场稳定性的主要风险源。资产价格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纳入货币政策反应函数。通过以上前沿的宏观计量模型在时变情景下对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模拟和评估，从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角度深化了新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和操作规则的认识。对于货币当局提高货币政策间协调配合能力、优化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和执行逆周期操作以抵消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