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农村及农业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从各个方面对农业进行扶植,对农民给予各种优惠,以求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正如古语所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给予农民各种物质上的优惠不如直接给予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使农民获得利用土地财产权利的机会,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彻底改变其整体落后的局面。建国后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取得——失去——部分取得部分缺失的演进历史展现出其与我国法律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与特殊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机制有关,更与法的形式理性的稀薄有关。我国三农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贫困,农民土地财产权利贫困的根源在于我国法律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方面的不足,这种不足可在相当程度上归结于我国土地立法缺少现代法治之法所应具有的完备形式理性,特别是缺少现代社会法律所特有的以程序来制约权力以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任意侵害的完善规定。因此,建立符合现代法的形式理性的法律体系,使法律真正担当起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使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