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角度来谈人性的善恶与人的道德改善,这是康德人性理论的最大特点。康德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在理论哲学中为消极自由保留了可能性,进而又在实践哲学中论证了自由在实践上的实在性。以此自由概念为基础,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前两篇中详细探讨了人性的善恶和人的道德改善这两个问题。康德认为,人的道德本性不同于人的自然本性,它必须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由于人的原初禀赋是向善的,因此,为了能够把道德上的善恶归结于人,我们必须假定人在道德行动最初自由地选择了一种趋恶的倾向,这种倾向内在于人的本性中,所以,康德认为人是根本恶的。由于这种根本恶出于人的自由选择,因而,它的根据既不在人的感性本性中、亦不在败坏了的理性中;基于同样的原因,这种恶既不存在时间上的起源,也不存在理性上的起源。在道德改善的问题上,康德认为,改恶向善、实现道德重生就是重建道德法则作为所有准则的最高根据的纯粹性,这必须经过意念中的一场革命才能达到,他把这场革命称为心灵转变。然而,从根本上败坏了的人之所以可能完成这场革命,是因为道德法则命令我们成为更善的人,因而我们必定也能够做到。对道德上完善的人的原型的实践信仰,为人提供了为此所需要的力量。尽管如此,康德认为人的道德重生仍然面临三重困难:人所能达到的德性与道德重生要求的神圣性之间的无限距离;由于无法认识到心灵中的意念,因而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完成了心灵转变,那么人究竟应该对自己在道德上的完善持有多大信心?最后,为了体现自己的公正,上帝应该如何惩罚已经完成心灵转变的人在转变之前所犯的罪?康德逐一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康德由此建立了一种以自由为基础的人性理论,这种理论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首先、善恶由己,这使得我们无法逃避道德责任;其次、人是根本恶的,这种恶无法根除,这要求我们时刻警惕自己为恶;最后、道德重生需要把生活方式的逐步改良与宗教上的皈依结合起来。但是,康德这种人性理论自诞生以来就面临众多批评,当代学者提出的经典批评大致包括五个问题。第一、趋恶倾向与自由之自发性如何兼容;第二,自由选择与恶之生而具有如何兼容;第三,自由选择与根本恶的普遍性如何兼容;第四,神恩与道德自律如何兼容;最后,心灵转变与人格同一性如何统一。本文将以上述对康德人性理论的重构为依据,尝试回应这五个质疑。首先,我试图论证说,趋恶倾向本身即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但这种选择内在于人的本性中、因而也是普遍的,因为它是人们之所以可能作恶的一个先验条件,甚至也是人们自由选择之可能的一个先验条件。其次,康德之引入神恩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可以希望的对象,并非我们在理论或实践范围内可以探讨的对象。最后,心灵转变并未打碎人格同一性,因为它本身就是去恶向善的一个动态过程。基于上述论证,我认为康德的人性理论不存在文本内在一致性的问题,只不过与传统人性理论探讨人的自然本性不同,康德探讨的是人的道德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