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地讲,《文心雕龙》作家理论是指《文心雕龙》中所体现出来的与作家学养和素质的形成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概念范畴及其价值取向,主要可以概括为作家之气、才、性、学、习、文、德、用等问题。在《文心雕龙》所构建的作家理论体系中,作家之“才”包括禀受于血气的内在之才和可以后天培养的才学、才能。内在之才是天赋,表现在每个人的才情个性、才思的敏捷程度等生来即有别,优劣各相异;而外在的才学和能力则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和学习而得到提升。为文写作除了需要出众的文才以外,与作家体内之气的充沛强盛也息息相关,因此“养气”也是作家不可缺少的修为。对于作家而言,除了文才,道德品质和经国之器用也是重要的素质。刘織承认许多作家文、德不符的现象,在此基础之上提倡文、德并重,更鼓励文人经世致用,建功立业。才性论是作家理论的重要内容。在刘勰以前,才性之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这个问题主要集中于对人性的讨论上,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东汉王充关于才性的论说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在人性的本质问题上,他认为人之天性禀受于气,除了极善和极恶之人以外,对于绝大多数“中人”而言,环境的熏陶和所接受的教育引导几乎是性情养成的决定性因素。王充提到了作家才能对文章写作的重要性,而这才能即包括作家先天的才华和后天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才学。汉末人物清议和人伦鉴识风气大兴,为才性理论的发展成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魏晋时的人物品题格外看重人的才性、精神风貌等。刘邵《人物志》中所涉及的才性理论已经较为成熟。人生而禀受阴、阳之气的调和,在其作用下形成性情,又依托金、木、水、火、土五行体现在人这一机体上。能出于材,不同的天性造就了不同领域的才能。锺会将当时关于才性问题的各种观点总结为“才性同、异、合、离”四本论。刘總对作家才性的认识深受这些观点的影响。对于文人作家的道德、文才和器用问题,传统的主流观念是“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王充在《论衡》中自明追求德行与文才之志,相较之下他对政治器用并没有那么看重,这打破了对于德、用、文三者地位的固有之见。东晋葛洪进一步肯定了“文”的地位和价值,提出“德粗文精”的说法。关于文与德的关系,一般分为两个视角:一是对“文、德俱美”的宣扬和鼓励,另一方面是对作家“文、德未必相符”的认识。而关于文人的道德与才用问题,汉代以前“贵德轻才”的倾向一直是主流,直到魏晋时期而有了变化,才能器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前代对于文、德、用关系的漫长讨论与逐渐深入的认识深刻地影响了刘勰的价值观。古代认为“气”与人体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息息相关,作家要保持好的写作状态就需要“养气”。孟子提出养浩然之气,到后来《淮南子》的养精守气论和王充的气寿天命说,养气论的核心是道家虚静守中、清心寡欲、无为持度的思想价值观。《文心雕龙》作家理论中的养气之说与它们源出一体而脉络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