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新闻室观察研究”的兴起,“媒介社会学”(media sociology)或曰“新闻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news)的概念逐步被国内学术界所熟知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这一研究范式主要考察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市场演变、技术革新、新闻规制等“看得见的手”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在21世纪头十年兴起的“第二代新都市报”——《楚天金报》的实地研究发现：权力作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渗透到报社的每一寸角落,相伴而生的是新闻生产的科层化,营销发行的非市场化、编辑部内少数人的“赢者通吃”与大多数新闻从业者对职业前景的焦虑交光互影。只有同时考察当下媒体内部权力的再生产及其触发的媒介管理机制的衍变与异化,才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并理解中国内地媒体的现实困境。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首先,当下中国内地媒体的发展格局中,作为地方媒体的《楚天金报》,权力的边界如何划定?其次,权力作用下的《楚天金报》的管理机制有哪些表现形式?如何形成?再次,编辑部内的权力再生产方式怎样体现?不同的权力再生产方式如何影响个人的命运?最后,《楚天金报》有怎样的文化仪式?它们又包含着怎样的权力与文化隐喻?研究表明：第一,进入21世纪以来,网络新媒体,特别是智能手机媒体的出现的确给传统媒体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对报业的影响尤甚。不过,新媒体带来的仅是原有传统媒介市场的结构性调整,这表现在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媒体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相。与新媒体的十年博弈中,全国报纸发行的总量及总利润并未出现明显萎缩与下滑。相反,有些地区的报纸逆势而进,在市场占有率、发行量、净利润等重要指标上均有所提升。研究后我们发现：《楚天金报》所在的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很早就“居安思危”,大多在世纪之交即致力于与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融合发展。他们对新技术、新媒体的热情及投入远超我们想象,可“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其所创办的大多数网站及多媒体平台市场反响皆十分平淡。因此,将纸质媒体的衰微完全归咎于新媒体的发展并不能成立。第二,报纸在面对新媒体冲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困境,诸如发行量大幅下降、受众规模日益收缩及由此而来的广告额减少、市场影响力式微、离职人员增加等,往往是围绕着报社内部管理机制的变革与阻滞、暗斗与妥协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媒介的社会化是以管理机制的生产为中心的。而管理机制的生产与变迁,既非朝夕形成,亦非一成不变,而是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与情境(social situation)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其中,扮演“情境界定者”(the definer of situation)的无疑是权力。第三,通过对《楚天金报》部分一线记者编辑的访谈研究,我们发现：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中,新闻从业者既看重收入、福利、升职机会等物质或功利性回报,亦对“有确定的身份”、“有尊严的生活”、“有道德的权力”等非物质性因素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本文尝试用“有道德的权力”(ethical power)来表述新闻从业者心目中理想化的管理机制。而现实状况是,在报社科层制、等级化的正金字塔架构中,作为塔基的普通记者编辑一方面感应着传导自顶端的绩效压力,不得不自我加压,不断拉长工作时间,加大工作强度；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自身职业成长过程中的“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换言之,他们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断努力工作,却发现业务上的努力,不仅没有拉近与价值预期的距离,反而促发了“价值鸿沟”(value divide)的加深。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心理纠葛中,他们形成并逐渐认同了一套应对管理机制的“抵制的策略与文化”。论文的最后一部分还讨论了相关命题与概念的适用范围,在超越个案的同时避免过度夸大结论的解释力,一方面揭示了当前中国大陆媒体内部权力再生产的深层机制,另一方面也补充和修正了媒介社会化的一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