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农民研究开始复兴。詹姆斯·斯科特对“农民日常反抗”的研究作为农民反抗研究的一个拐点,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以他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证据,可靠地证明了弱者反抗场域的存在,并有力地论证了弱者反抗的“道义”基础。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斯科特反思了葛兰西等学者有关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霸权”以及有关宏观阶级冲突理论的问题,彰显了以往对农民反抗研究所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本文从詹姆斯·斯科特对农民的预设,即“道义小农”这一前提入手,研究了斯科特农民日常反抗的思想。斯科特的贡献包括:指出传统村庄的“互惠原则”和“安全第一”的生存保障是小农公正感和道德感的主要源泉,对这一原则的忽视和破坏将会导致小农的道义愤怒并激起其激烈的反抗。他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农民生活于其间的村庄文化、惯习和地理等因素影响着他们参与政治的方式,进而决定了其惯用的反抗形式是介于完全的服从与大规模革命之间的那些“日常的反抗行为”。这一弱者反抗空间的存在本身就是人道的,是有利于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正视和关注这一空间对社会安定亦有深远的意义。本文认为,斯科特对农民反抗研究所彰显的是以往不被人注意或者很少关注的弱者的反抗空间的真实存在。这个发现在观念层面挑战了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剥削”以及农民参与政治等既有研究。本文还认为,斯科特对农民日常反抗的研究对已有农民研究的冲击,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值得中国学者关注和思考,对我国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三农”问题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