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杠杆率作为资本结构的衡量指标,影响着公司治理与财务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一个最优解,只有在一定的适度水平内才能发挥正向的激励作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面临“三期叠加”的阵痛期,不断扩张的债务规模失去了基本面的支撑,这种危机在各部门间层层叠加并相互传染,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国内学者对债务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探究,忽视了债务的结构性隐患,事实上债务的不同期限和成本等因素相互交织,对企业绩效产生着错综复杂的影响。此外,债务问题更多地集中在企业部门尤其是非金融企业中,由于我国长期坚持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加上银行、政府与国有企业间的某种天然关联,股权性质成为信贷资源的重要考虑因素,进而影响着企业生存与发展。市值管理绩效是衡量上市公司以及资本市场实力的新标杆,但要以良好的经营绩效为前提和保障。企业债务结构的差异左右其生产经营活动,在影响经营绩效的同时也决定了企业的市值表现。本文基于微观视角,利用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取因子分析法对经营绩效与市值管理绩效进行测度,探究两者的内在联系,其次构建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债务结构对市值管理绩效的传导机制,并基于股权性质差异以及长期效应进行深入探究,以期寻找结构性隐患与制度性缺失,从而为企业化解债务危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合理的结论与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首先,经营绩效与市值管理绩效之间高度拟合,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市值管理绩效恶化程度更为严重。其次,过多的流动负债以及较高的债务成本抑制了企业市值管理绩效的进一步提高。再者,当前企业部门不合理的债务结构对绩效的抑制作用在不同股权性质企业间有所差异,并且具有长期效应。为此,本文建议我国应当继续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提高股权融资占比;持续推进国企改革,化解过剩产能;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将信贷优惠及财政补贴政策向非国有企业靠拢,切实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真正实现资金脱虚向实,提高企业绩效,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