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推进,中国的电影业由上海、南京等地转向中西部内陆地区。在这一时期,重庆由四川管辖的一个市升格为中国战时的临时首都,一跃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文艺团体、文化事业机构、文化消费群体集聚重庆,使得重庆的文化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急剧增长,催生出众多文化消费空间。电影院作为典型的文化消费空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跃成为文化消费空间的新宠。国泰大戏院作为抗战时期重庆设备最为先进、装潢最为豪华的影院,在战时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其经营状况、经营策略、抗建宣传等方面都极具典型性。本文第二章梳理了抗战时重庆影剧院的区位、布局、更迭情况,总体把握了这一时期重庆影剧院的整体状况。同时在该章中还集中论述了国泰大戏院的兴建过程及经营者的更迭情况,并引出了国泰大戏院重要的经营者夏云瑚。第三章聚焦国泰大戏院广告投放,集中分析了辅助性广告及报纸广告两种广告投放形式,其中在辅助性广告这一节中,关于公演特刊的发现尤为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辅助性广告的投放形式。而报纸广告的投入则集中于投放形式及样式。最后聚焦于影院在广告中的投入,这和影院的收入息息相关,是影响影院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第四章从电影放映入手,以场次、票价、排片量、片源、受众群总体观照了国泰影院的放映情况,从这些史料的梳理中,总结出夏云瑚的经营思维,并窥探国泰大戏院的经营模式,并结合抗战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试图还原国泰大戏院在抗战时期的真实生存状态,以求从史料中窥探国泰大戏院在物价飞涨、税捐奇高、竞争日盛的大环境下如何维持影院的继续运营,以及如何顺利突围。以上所论述的都是在战时背景下的景观,作为战时文化景观观照下的影院,在战时的特殊背景下其日益成为一个与国家政治、国家意志、意识形态及文化消费心理密切相关的特殊空间,在这种空间形态下,其休闲文化空间的营造、都市文化的转变及抗建宣传等多重作用集于一身,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文化空间,呈现出了战时文化的复杂性、特殊性。本文虽把研究的时间主轴定位于国泰大戏院兴建到1945年,然而笔墨着重放在1940年之后国泰的经营状况,对1940年之前的描绘和简述,因资料有限,致使表述不够细致,分析不够到位。但这于国泰大戏院在抗战时期的突出贡献无碍。作为抗战时期重庆设备最好、规模最大的影院,它的经营策略极具代表性,更为重要的是,因是抗战时期“电影宣传”的主要阵地之一,国泰为引领舆情、启发民智、宣扬新式娱乐等发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其生存状况的探究,有利于了解这一时期影院作为典型的文化消费空间、西方文化的传播空间、抗日救国的宣传空间、新式娱乐的引领空间等与重庆社会生活产生了何种互动,对解读特殊背景下都市生活的变迁、民众对大众文化需求的转变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