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对舊题西晉安法欽譯的《阿育王传》(五卷或七卷)及其同本異譯《阿育王经》(十卷本)的譯人尚存争議。據東晉竺道祖《晉世雜録》(418年)等經绿、《经律異相》等佛教类书和佛典《付法藏因缘传》的記载以及两經的翻譯體例(如“夾註”),可判定五卷本《阿育王传》在東晉後期已经存在,七卷本《阿育王傅》是在五卷本的基礎上比照《阿育王經》(十卷本)的篇目重新“分章断句”的結果。而《阿育王經》則爲梁代僧伽婆羅的譯經。兩種異譯經可能同出一源。对兩種異譯经詞彙的比较,不僅可以窥探丙晉南北朝譯經語言風格的燮化,即譯經史之研究,而且可探索該時期的漢語變遷,亦爲漢語史之研究；最後在詞彙比较的基礎上可对两經的譯时譯地作出鑒別。本文從詞語所體現的概念出發,分譯經词彙爲佛教詞語、专名詞語和普通詞語三類,依次推行封比分析。我們發現,两经用詞既存在很大的一致性,又有不少差異。两經的一致性主要體现在：1.均有一批東晋才興起的新譯名或(普通詞語)新詞新义。2.均有一些受原典語言影響而產生的用法。3.均有一些佛源詞。4.均有一些受譯經文體影響而產生的臨時用語。以上諸條體现了譯經語料詞彙構成的特殊性。两經的差異性则體現在：1.《传》带有北方譯地特色,《經》带有南方譯經色彩。一是《传》中的某些佛教詞語或專有名詞的譯名僅僅出现在北方的少數幾部譯經,而《經》相應使用一些较多出现於南方譯經中譯名；二是《传》倾向使用一些北方方言詞(含地域方言詞如“河”和一般方言祠如“博、曼、過与”等)和北方文献多用的詞義(如“著(放置义)、要(约定義)”等),而《經》亦倾向使用一些南方方言词(如“江、白鷺”等)和南方文献多用的詞義(如“置(放置義)、約(約定義)”等)。2.《經》的專名譯名更加整飭,更超新。3.《传》用詞用义比《经》更加豐富。两书的普通詞語都反映了各自时代的一批口語詞和新興的用法,但總體上看,《传》的詞彙系统(如含有一批“古語詞”)和口语性用詞的词義系统要比《經》豐富。4.從常用詞来看,《传》某些詞語的口語性用法要强於《经》,但《經》同時也有一批詞語的用法新於《传》。适過对两經詞彙的比较研究,我們可得出以下結論：其一,《阿育王传》顯示了東晉北方譯經的更多特徵,《阿育王經》爲梁代譯經不誤。其二,東晋產生了一批新譯名和新詞新义,這跟東晋时期律部、論藏、阿含部等大部經典的翻出有關；除了少量詞語的新用法外,《阿育王經》基本是承繼東晋時期的譯經詞彙系统。把“東晉—隋”看成譯經史上的成熟期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三,《阿育王傅》文言詞和口语詞混合使用的狀態可能是東晉時期北方譯人用詞的特徵,反映了北方的詞彙面貌；而《阿育王經》語體上较正式,既有新典的口語性用詞,又同时排斥某些文言或中古常見的口語成分,用詞用義略顯拘謹,也可能是對當時南朝通語的一種反映。另外,憑藉利用詞彙对两經譯者鑒別的實踐經驗,我們可從“同義異詞”,“歷史新生詞語、詞义”,“区域集團類詞語”三個角度來判定两晋南北朝的其他失譯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