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建国六十余年来的风雨历程，我国刑罚制度的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粗疏到细密、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立法过程，与此相应，我国立法者关于刑罚的立法观念经历了诸种变化。在刑罚目的观上，79刑法之前的刑罚观念可称为重刑威吓主义刑罚观念。1979刑法在刑罚的设置上一改重刑威吓的观念，整体上相对轻缓。但是其后颁行的单行刑法又大量增加了死刑等重刑。总体上看，79刑法的刑罚目的属于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相结合的目的刑论。97刑法通过改进法定刑配置幅度等措施，为刑罚制度注入了较多报应的因素，实现了向注重报应与预防有机结合的综合主义刑罚目的观的转变，《刑法修正案（八）》延续了这一刑罚目的观。废除类推原则、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并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逐步限制死刑等立法措施表明在刑罚功能观上，刑罚经历了由作为阶级统治和镇压的工具到宝剑与天平之集合的转变。保留罚金刑的附加刑地位并扩大其适用范围、社区矫正入刑以及保留管制刑并对其进行“重”处理等刑罚制度的变化等等，表明立法者正在经历由重刑主义向刑罚轻缓化的观念转变。虽然我国历次刑事立法中关于刑罚制度的规定在人权保障方面都或多或少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刑罚制度之具体变革表明立法者刑罚观念变化的主线仍是向人权保障的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