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我国经历改革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才建立的新制度,尚处于摸索阶段,其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落地效果并不理想。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实际落地效果不理想的背后,与其在主体规制上存在的局限与不足密切相关,既表现在劳资双方主体范围问题上,又表现在可能出现的第三方参与主体范围问题上。因此,本文以工资集体协商实践中的案例为导向,重点探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中的主体范围问题。为行文的需要,本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首先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实践中的典型案例—“本田罢工案”,引出涉及我国工资集体协商主体范围的三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企业内协商中,企业工会是否为劳方唯一主体?涉及行业性集体协商时,谁可以作为劳资双方主体?是否有必要引入第三方参与主体,以及谁可成为第三方参与主体?第二章基于前文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了对各国工资集体协商立法与实践中主体范围的考察,并进行对比与评析。首先,企业内工资集体协商以日美为典型,日本劳方主体为企业工会,美国劳方主体为被承认取得代表权的工会。日本由于集体协商的展开依赖于企业工会,中小型企业劳动者劳动条件的改善难以得到保障;美国则在赋予外部工会代表权的情形下,中小型企业的工人力量也可以充分得到集结。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以德国为典型,劳资双方主体分别为行业工会与雇主协会,德国模式在平衡劳资双方力量,维护劳动力市场稳定性上具有明显优势,但也存在某些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劳方代表的弊端。关于第三方参与主体范围,日美德三国主要为政府,在参与方式上,三国政府均不直接参与工资集体协商的过程,而是以各种间接方式为劳资双方展开集体协商提供平台与支持。第三章梳理了我国工资集体协商主体范围立法现状,并分析了其存在的不足。企业内协商劳方主体范围上,企业工会的替代性主体单一且存在局限;行业协商主体范围上,法律、部门规章等规定缺失、地方法规模糊且不一致;第三方参与主体范围上,法律、部门规章等规定缺失、地方法规定位混乱。第四章基于前文的分析,提出关于企业内工资集体协商,在企业工会缺位时,应借鉴美国模式,明确与企业不存在隶属关系的地方各级工会为替代性主体,以弥补劳资双方博弈力量上的悬殊。同时用法律直接规定的方式,合理化各替代性主体的适用条件与适用顺序;关于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我国应借鉴德国模式,但是要进行一定的改造转换,使企业工会联合、行业工会成为劳方主体,企业联合会、行业协会成为资方主体;关于第三方参与主体,基于我国资强劳弱、劳资自治框架不成熟的现状,应当引入第三方参与主体平衡双方地位,应明确政府可以作为第三方参与工资集体协商,在参与方式上,不能不考虑我国实际情况而照搬日美德三国的做法,因此我国政府不仅需要以间接方式为劳资双方展开工资集体协商提供支持,在有必要时,应当以更直接更深入的方式直接参与协商过程。最后,为保证政府对工资集体协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避免产生消极的阻碍结果,应该对政府参与工资集体协商进行明确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