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政监察制度创建于民国初年共和政制向帝制蜕变时期，是中国传统的御史制度与现代权力制约和法治要素相互融合的产物。该制度因设立肃政厅，专门且独立行使监察权而命名为“肃政监察”。在《中华民国约法》时期，它取代了《临时约法》所确立的议会弹劾制，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吏治模式，即通过肃政史对官吏违宪、违法、失职的行为提出纠弹，从而启动对官吏的惩处机制。在宪制意义上讲，肃政监察制的设立是在民初政制打破了三权分立制衡体制之后，意欲实现对权力控制的补救方案。当今天重估这一制度安排时，重要的可能不是对它的揭露和批判，而是应展现它的生长特点和在创设、实践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中国式问题，以及时人在宪制转型之后如何羁束权力的独特思考。同时，对这一较为独特的制度在组织、规范、操作等方面突出之处的揭示，也可能对当今的国家监察法治建设提供某些启示，甚至是借鉴。本文立足于历史和宪制框架，从动静两个维度对民初肃政监察制进行探索和分析。具体从以下六个问题展开：
　　首先是厘清民初肃政监察制的源起。民初共和政制的吏治模式，是《临时约法》所确立的议会弹劾制。在议会弹劾制确立后，弹劾官员的风潮逐渐涌起，其中包括对中央大员的弹劾与对地方官员的弹劾风潮。议会的弹劾风潮既展示了代议制民主的风采，也暴露出议会弹劾制在初创时的幼稚和缺陷，如弹劾程序缺失、弹劾权与不信任权混用以及弹劾成为党争的手段等。其后，伴随国会的瘫痪、消失和政制的蜕变，议会弹劾制度被废止，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机制也随之消失。为整顿吏治，约法会议在平政院下附设肃政厅独立行使监察权，并根据宪制安排，创制了监察法律法规体系。
　　肃政监察制的组织模式内容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平政院的创设，以及与肃政厅之间的关系；二是肃政厅的组织形式，厘清其监察职能组织与监察内部事务组织在肃政监察制中的构设。平政院的成立是比照现代行政裁判制度而创设的整饬吏治的新制，以区别于前清的吏治体制，此机构在《临时约法》的制度安排中便已存在。《中华民国约法》时期，肃政厅作为整顿吏治的监察机关附设于平政院之下，但独立行使监察权，两者在职务与财务上均属于互相独立状态。肃政厅组织机构和人员十分精简，只设有中央机构，由职能组织与内部事务组织构成。职能组织由肃政厅总会议与行使监察职能的都肃政史与肃政史共同构成，并按照严格的选任程序选取肃政史与都肃政史。
　　肃政监察制的核心问题是肃政监察权的配置。肃政厅的职权性质一直存在争议，在民国时期主要有“行政监督权”或“行政监察权”与“检察权”之说，但从更深层次的研究看来，肃政厅的职权性质就是独立的国家监察权。因为从宪制上讲，它取代了《临时约法》上的三权配置，而成为四权配置。肃政监察的法定权力包括纠弹权、行政公诉权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般监督权。肃政厅在实践中扩张的权力主要有对特定经济活动的监督权以及政治建议权，这些权力或是由总统下达具体命令而产生，或是由肃政厅上呈总统要求而来。
　　肃政监察运作机制包括肃政监察的纠弹启动机制、调查机制、处置机制以及与其他权力衔接后的纠弹事件的审理与惩戒机制。其中，启动机制包括主动与被动两种，这一双轨机制保证了弹劾范围的最大化。
　　在分析了肃政监察制的运作机制之后，考查了该制度的实绩与局限。从肃政监察的实绩来看，它主要表现在：一是对高官和一般官员纠弹的实效，以及为平民昭雪的实效。二是肃政史对复辟帝制的抵制所作出的努力。肃政监察制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人民厌讼心理导致的检举告发意愿不强烈、告诉告发程序严格而形成的阻碍、缺乏地方监察机构、肃政史调查权受限难以核实案件等。
　　最后是对肃政监察制的重估。对待民初肃政监察，学界与政界几乎秉持相同的态度和立场，缺乏真正的认知和客观的研判。因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重估。一是从肃政监察的形式与内容来看，它不是彻底的复古，而是古今的融合。因为，旧的形式并不能断定它一定就是旧的东西。例如，尽管肃政史对官吏向政府(总统)提出纠弹，与传统中国的御史对官吏向朝廷(皇帝)提出纠弹类似，但是前者却是有法可依，即对官吏的违宪违法行为提起，这就与后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二是肃政监察制本身也值得检讨。例如，从制度安排上讲，“一事能再提”的纠弹权表征着监察权本身力度的缺乏；又如，肃政监察权的效力往往不取决于监察事实的真实性，而取决于总统的支持等。三是肃政监察制对当代我国监察制度建设有重要的启示，它主要表现在监察规范体系化、监察监督机制化、人民参与程序制度化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