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近代的冲突与传承、中学与西学的碰撞与融合中,历史学处于全面的转轨之中,民国时期的古史研究亦出现了新的趋势。1935年,冯友兰提出“信古、疑古、释古”说,信古派认为凡古书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疑古派与之相反,认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释古派不如信古派尽信古书,亦非疑古派全然推翻古史传说。无论是疑古派、释古派还是信古派,都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古史研究方法与范式的转变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成长于此学术环境下的童书业,在思想观念与治学取向上既接受了传统学术的训练,又受时代环境与社会语境的影响,兼有新的风貌,成为学兼新旧的一代学人。童书业是古史辨派的后起之秀,但在继承顾颉刚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解释、论证顾氏的疑古理论,纠正顾颉刚在疑古辨伪中出现的某些偏误,推进、完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将“层累说”与“神话演变分化说”统一起来。20世纪30年代的童书业在艰难的环境中辛勤耕耘,逐渐吸收海派治学优点,关注学术发的展新动向,并与史观派学人相继展开论战,探讨古史传说、原始社会、对史前史的研究方法等问题。二者对神话传说的解释、伪史料的运用与建设古史的理论依据均不相同。其后,童书业转而开始吸收史观派治史优点,用经济史观解读历史,摆脱了顾颉刚《春秋史讲义》的政治史模式,尝试重建上古史体系。南高派在前期与顾颉刚等疑古派成员有过激烈论战,童书业与之亦有交锋,二者对“三皇五帝说”、“禹”等问题认知不一,其实是对史学本质的追求不同,学术风格亦是不同。童书业致力于先秦史研究,古史传说与西周春秋史探研是其主要学术建树。他虽出身于古史辨派,但在研治古史的过程中深受时代语境的影响,出现了不同的“面向”,其对古史辨派有继承也有深化,对唯物史观派的古史研究既有批判亦有反思,对南高派学者的古史研究则旨在纠偏与匡正,形成了独特的治史路径。童书业将“疑古、考古与释古”三阶段融会贯通,并从“新汉学”迈入了“新宋学”,其与不同学人在古史问题上的“纠葛与交缠”,也使童书业的古史研究在近代学术史上格外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