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作家阿来的代表作《尘埃落定》自1998年出版以来,斩获了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诸多文学奖项,2002年经著名翻译家葛浩文和林丽君合作翻译,由美国主流商业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出版,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小说讲述了藏族土司制度消亡的历史,其中包含浓厚的异质文化因素,既彰显着原作艺术价值和独特之处,也是翻译的重难点。要从整体上对《尘埃落定》中异质文化的英译进行考察,借助生态翻译学理论大有裨益。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是国内从生态视角进行翻译研究最常用的理论,其一大优势就在于能将影响翻译活动的诸多要素均纳入研究范围,提升研究的整体性,但该理论体系内的概念间存在矛盾模糊之处,可能导致译者选择随意性过大。而由弗洛伊德“恐惑”理论和“生态”一词的词源学关联引申出了“恐惑生态”的概念恰能对其进行补充。“恐惑生态”凸显生态既陌生又熟悉的双重属性,可类比翻译研究中归化与异化的调和。因此,本文借助生态翻译学和“恐惑生态”整合形成的生态视角,采取个案研究法,探究葛浩文夫妇在翻译《尘埃落定》中异质文化时如何适应选择、是否彰显了“恐惑生态”理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生态视角下异质文化翻译应具备的整体平衡观。通过举例、比较论证,本文发现,面对原作的异质文化因素,葛浩文夫妇在对小说题目进行改写以及对文中藏族文化意象进行替换时,选择性适应了以目标语文化为主的翻译生态环境,通过归化策略将原文的陌生元素转变为译入语读者所熟悉的元素;而针对作者阿来使用的第三空间语言和所传达的生态观,译者则选择性适应了以原语文化为主的翻译生态环境,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对译入语读者而言陌生的元素,从而使译本既熟悉又陌生,可谓是成功构建了译本的恐惑生态。此外,对这一翻译实践的考察表明了关注译本恐惑生态构建的合理性。翻译文本中的异质文化因素时,要想彰显恐惑生态理念,需在适应整体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选择在归化和异化之间寻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