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惠帝时期,宫廷斗争转变为皇室争夺政权的内战,最终演成“八王之乱”,晋土上下烽火连天、兵祸不断,致使司马氏南迁。此时的北中国地区便成为各少数民族群雄逐鹿之地,匈奴、鲜卑、羯、氐、羌纷至沓来,建国立政。在此期间各民族政权不断兴替,局面相当混乱,可恰恰就是这种动荡和不安定,却给民族大迁徙、大杂居制造了机会,进而为民族间的融合创造了条件。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各民族相互冲击、碰撞最为激烈的阶段。胡族政权入主中原,所辖区域乃汉族世代居住之故地,自然,他们所统之民也便以汉人为主且人数众多,于是如何管理汉人,怎样处理好胡汉之间的关系,成为每个胡族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匈奴、羯、氐、羌各族入华之后,所建政权大多实行的是“胡汉分治”,这种政策给胡族的统治带来了一系列的阻力,增添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同时加剧了当时的民族矛盾。而在同一时期所建立的数个鲜卑政权,他们的统治政策却与匈奴等族大相径庭。从慕容皝最先建立的第一个鲜卑政权——前燕,就丌始推行“胡汉一体”的民族政策,其后同样在十六国时期慕容氏建立的后燕、西燕、南燕;乞伏氏建立的西秦;秃发氏建立的南凉,这些鲜卑政权实施的民族政策皆是如此。虽然在后燕迁都龙城之后,实施过一段“胡汉分治”,但这种倒退的做法随即在此政权的倒台中顷刻间灰飞烟灭。到了北朝时期,鲜卑拓跋氏建立了最终统一北中国的北魏政权,它的统治者们更是忠实奉行这种民族政策,孝文帝拓跋宏最终成为“胡汉一体”的集大成者,他有关民族问题的改革,力度之大、影响之强,史无前例。之后由北魏分裂出的西魏北周,统治者宇文氏在民族政策方面仍不改初衷,继续推行“胡汉一体”。鲜卑政权“胡汉一体”政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政策实施中,由于汉族人口众多,社会制度先进,经济文化发达,鲜卑族的“汉化”自然地成为主流。但同时他们也给汉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中华民族更有生气,更富创造力。所以当时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胡汉一体”政策的实施都显现出深远影响。鲜卑族也为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融合,做出了表率,对整个民族融合的进程起了巨大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