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关系源远流长,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而近代中日关系是从1871年两国签订《友好条规》开始的。两国虽然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但是直到近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仍然有“隔十重雾”的感觉。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人深受天朝上国和华夷之辨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来,东亚各国基本上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状态。近代中日关系是从1871年两国签订《友好条规》开始的,但日本已表现出极强的侵略野心。1874年日本发动侵略台湾的战役。从此,对日关系开始成为开始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日态度亦成为影响中国政府决策层对日决策考量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1874年至1915年这段时期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国思想界和政界大致经历了一个“轻日”到“师日”,再由“师日”到“仇日”的复杂过程。不过也有一部分政要存在着“联日”和“防日”的思考。1915年至1937年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暴露了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使得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邻邦——日本。此后,尽管日本不断地变换侵略中国的手段和策略,但“二十一条”的阴霾在中国人心目中总是无法抹去,无论是中国知识界,还是政府中的政派、政要基本上对日本持防范和警惕态度。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除段祺瑞政府执行过短暂的亲日政策外,袁世凯集团和直系军阀在态度上仇视日本,在实践上是反日的。“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明显地展现出袁世凯集团的仇日、反日态度。至于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吴佩孚等在“参战问题”、中日军事协定问题及中日山东问题等所表现出的反日态度,不仅是因为直系在利益上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和奉系严重对立,而且还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思想的成分存在。即使是张作霖奉系军阀,它虽然是依靠日本的扶持起家的,对其持温和态度,但又无时不防范着它的侵略。对国民党而言,孙中山和蒋介石等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也是有着深刻认识的。孙中山在其革命过程中,虽然总是在苦苦寻求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对日本的侵略缺乏警惕,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一方面希望得到日本的帮助,一方面又不敢过分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因此对日本的态度无不体现这种矛盾。在南京国民政府期间,以1928年的“济南惨案”为起点到1935年“华北事变”期间,国民党决策者以日本为假想敌国,在军事和外交战略上主要取守势,以“防日”为主旨;从“华北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则采取了相对积极主动的应对策略,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准备“抗日”。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自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围绕对日政策展开的。其中心内容是:中国政府应依据什么原则,以何种方式,采用何种政策、策略和外交手段,防范和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近代中国政派、政要的对日态度必然要反映到他们的对日决策和政策上,而他们的态度自然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影响政府对日决策的因素多种多样,从外部来讲,有国际形势、对外关系的现状及历史状况等:从内部来看:阶级与集团利益、党派斗争与政治斗争、公众舆论、决策者的状况等。研究对外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具体影响效果及其综合作用的效果,从而阐述国家外交活动展开的决策背景和真实动机。从总体而言,影响中国政府对日决策的主要因素有三,即中国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中国内部的政治分裂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和欧美列强及苏俄(苏联)对远东局势的影响。但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不仅中国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而且中国社会各阶层、各集团以及各政治派别重新调整自己的态度,酝酿着新的分化、组合,欧美列强及苏联对华政策逐渐由消极趋向积极等,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对日态度及对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