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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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对华委员会(简称CECC)成立于2000年10月,是后冷战时期美国行政与立法部门在中国政策上协调与互动的结果。作为国会山上两个专门的对华委员会之一,CECC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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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对华委员会(简称CECC)成立于2000年10月,是后冷战时期美国行政与立法部门在中国政策上协调与互动的结果。作为国会山上两个专门的对华委员会之一,CECC以监督中国法制发展和人权状况为要义,在制度存在上有其鲜明特征:首先,它不同于一般的国会委员会,没有立法、提案和拨款权,而是以美国对华进行人权监督的最重要的永久性正式机构出现;其次,CECC的机制构成独树一帜,其23名委员9名来自参议院,9名来自众议院,还有5名来自政府部门,无论是资历、名望、职位还是在美国对华决策中的作用都不容小觑,而委员会的专业助理则都是精通中美人权、法律和贸易事务的专家;再有,CECC运作时间不长,所讨论的议题却涉及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与最近4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形成呼应,并且折射出美国两届三任总统处理对华政策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后PNTR时代府会在人权、法制、经贸等问题上共同关注的领域增多,联合施压的倾向也在加强,国会的理想色彩与行政当局的现实考量兼而有之。鉴于目前国内外专门研究CECC的文献还不多,本文选择此个案意在从CECC的来龙去脉、组织机构、成员背景、日常活动入手,解析它的对华立场,它的政策建议以及在华盛顿决策圈中的影响力,以达到正确认识其在美中关系中的作用并积极主动地进行应对之目的。文章使用了较多统计、实证和比较的方法,对CECC成立以来所发表的年度报告、听证记录和其他资料进行归类分析,但认知准确化只是初步,考察这一机制所反映出的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在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上的互动过程,以及美国大选后随着新保守势力和道德理想主义的扩张该类机构在中美关系中的制度性影响,才是主旨所在。文章的结论是:对CECC这样一个立法-行政联合对华进行人权监督的机构,不应作简单的对策分析,而是要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剖析它对现今及未来两国关系的启示,学会在正视中与之打交道,化不利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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