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主要是“引进来”，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发展较为迟缓。中国成功地加入WTO，为我国企业多层次、宽领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创造了更宽松的市场准入环境。我国政府顺应经济发展潮流提出了“走出去”的开放战略。 纵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史，我国企业“走出去”已初具规模。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3年9月底，经商务部批准和备案设立的境外非金融类中资企业共计7315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06.47亿美元。我国的境外投资活动已拓展到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从“走”的“质”来看，其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据调查，中国企业目前的境外投资总体发展状况不容乐观，盈利、亏损、持平各占1／3。企业“走出去”的问题表现在方方面面：投资战略上犯有盲动错误；海外投资缺乏有效监督，成为我国国有财产流失的最大漏洞；行政审批复杂，政策配套不完善；规模较小，经营分散，供应链脱节；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管理体制等方面。在已有前车之鉴的今天，“走出去”的经济成分已不仅限于国有企业，还融入了充满生机活力的民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其中如何正确指导，如何使政府及企业本身在“走出去”的行为和过程中都受到有效的约束和激励，不至于国内资本的继续流失和资源的浪费，这些都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 以往学者在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时，往往引用垄断优势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作为我国企业制定跨国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而对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却不能从这些理论中得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本文作者通过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遇到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为解决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了制度对市场经济的运作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它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框架、制度环境和制度走向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其间有许多经济问题都可追源于经济各层面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上。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走不好”或“走不出”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源于企业内、外部的制度缺陷。因此，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企业“走出去”的问题，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着更深层次发掘问题表象下的制度根源，并由此进一步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案。我国企业“走出去”困境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 从文章的结构来看，本文共分五大部分，每部分各成一章: 第一部分是对我国企业“走出去”发展历程的回顾及现状的展示。这一部分通过两节内容分别介绍了: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企业“走出去”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走出去”战略的确立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以对外直接投资为重点的新阶段:2、现阶段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体构成、特点，并引出新制度经济学作为本文分析的理论框架。 第二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理论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内容，这也是作为分析我国企业“走出去”问题的新视角引入本文的。本章包括两节内容，第一节通过引入“制度”概念及其功能，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进而概括介绍了围绕制度展开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及其核心观点;第二节则具体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及观点，包括交易成本、制度有效性的判定标准、产权及相关概念、与社会经济活动相关的几个重要成本概念和制度创新，从而为本文后面几部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介绍了我国企业“走出去”困境的具体原因及表现。这部分内容主要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便于本文的分析，对一些事实依据加以概括总结。本人认为，我国国有企业“走不好”与民营企业“走不出”，其各种表现都可归结为微观企业主体缺陷和宏观制度环境羁绊两个层面的原因，并分别用两节内容加以介绍。 第四部分为本文的重点，也是文章的创新性所在。该部分以文章第二部分的理论为依据，以第三部分的事实表现为分析对象，提炼出文章的精华—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企业“走不好”与“走不出”的制度根源。本章对企业“走出去”的问题用五节内容从五个方面进行制度分析:产权制度安排不合理导致企业海外经营失利、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制度呈现无效制度的特征、对外直接投资具体制度的缺位与越位问题、我国政府角色的错位与缺位、企业成本支出结构失衡影响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揭示了问题表象下的制度根源。 找到了问题的根源进而就要探寻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本人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为依据提出:制度创新是推动企业“走出去”的动力源泉。政府和企业均可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但其方式和效果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其优点是便于降低交易成本、强制性、规范性和制度化水平高;后者主要是自发性制度变迁，其特点是机动灵活、便于企业向着适应市场需要的方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