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病中的阎连科创作了以怪异疾病喉堵症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此后又有《受活》、《丁庄梦》等有关残疾、艾滋病的作品相继问世,在十几年的创作中,疾病和残疾成为其小说的主要创作对象。疾病作为审美对象是作家切入世界、切入存在人的一个独特角度。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阎连科小说中的残病叙事做力所能及的阐释。第一章分析残病叙事的叙事图式。阎连科的童年布满痛苦的疾病记忆,家人常年患病使他产生对生命的崇拜,这影响了阎连科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而90年代中期的一场大病,更使阎连科体会到疾病的痛苦和健康的重要。特殊的生命境遇会使人产生异于常人的审美体验。童年记忆和获病经验成为残病叙事的起因。虽然《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的关注对象不同,但在具体的写作中呈现出共同的叙事模式,即以意象的抽象化作为叙事前提,淡化疾病的病理学含义,为小说的讲述提供有效条件;以情节的荒诞化极端化作为叙事策略,完成对历史和现实的改写与重构,使叙事行为能够自由发展;以结局的悲壮和必然作为叙事旨归,为文本染上宿命的色彩,残病叙事的终极意义得以彰显。第二章分析残病叙事的文本形态。在阎连科的作品中,残病叙事既对小说的的主题意义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参与到文本构建中。苦难是阎连科小说的主题,残疾和疾病在文本中既是身体的疼痛、个体的苦难,同时也是集体的受难。疾病将人抛入特殊的轨迹,人性的本质在变异的生命旅程中显露。人类为了生命的延续努力抗争,性作为生命之流在人患病之时也显示出独特的意义。残疾和疾病在生存的向度上拉近了与死亡的距离,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残病叙事是对死亡命题的追问。在文本构建中,残病叙事主要体现为对疾病的想象以及情节的衍生。想象主要从病状的真实与治病方法、对待疾病态度的荒诞,生活细节的真实与情节框架的想象和虚构,情感的真实与超越道德束缚的构思和想象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小说的情节得以衍生并且合理地发展。第三章分析残病叙事的美学意义。主要从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两个方面进行论述。90年代末“身体”一词的泛滥导致人们对真正身体的文学修辞的误读。虽然阎连科的残病叙事对身体的运用是酷烈残忍的,但却是一种独特的审美理念和把握世界的诗学方式。阎连科的叙事话语也有别于传统知识分子话语的文人气,散发出理性与乡土内质紧密糅合的韵味。残病叙事的话语系统既关照了农村的生活本质,又传达出人类生命的悲剧意味,从而达到生活于历史之中,却又游刃于历史之外的效果。人文精神则表现在因为疾病所形成的三种身份——患者、医生、健康者的微妙关系中。与健康者的隔阂对峙,使患者成为孤独的存在,而医生的缺席则使病人们处于无医可寻、无药可救的境地中。在隐喻的作用下,阎连科通过疾病表达出一种苦涩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