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选择组织与网络分析范式探讨改革前后中国组织网络构成、制度供给与整合、特点。在此基础上再探讨组织网络中的权力与政策关系，由此探讨中国组织网络中的控制问题。　　同心圆式组织网络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经初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这种高度控制与动员的组织网络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于1954年通过宪法的形式确定这种同心圆式的组织网络框架。　　在这种网络中，党始终保持着一元化领导，主导着整个组织网络的整合与制度供给。尽管后来整个组织网络受到极左思潮冲击，尤其是受到极端群众组织的冲击，但是毛泽东等领导人还是明智地保留了整个组织网络的架构。改革是在恢复了这一组织网络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国家政权组织地位的不断提高，使得党政组织自身日益成为网络并成为整个组织网络的中心。基于分权让利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且地方政府也从中获得了自主性。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促进了市场与现代企业组织的发展，而且作为其衍生物社会组织也得以发展起来。结果是，整个组织网络内部的构成要素发生了变化，但是同心圆式的组织网络架构仍然存在。　　改革开放以前的组织网络在结构上具有结构趋同、结构洞等特点;在整个组织网络对外关系上具有封闭性特点;在组织网络内的制度供给与资源分配上具有一元化的特点;在组织化上具有社会组织化，组织全面单位化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的组织网络在结构上日益多元化并且结构洞现象有所减弱;在组织网络内的制度供给在保持中心主导地位的同时，自组织制度供给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制度供给具有多元化的趋势，在资源配置上市场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组织化上具有组织的社会化与行政化交织的特点。　　从组织间关系的角度看，渐进式放权式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大大丰富了组织间的横向关系，形成了交易、竞争、合作、联盟等关系。与此同时，由于改革是以一种渐进放权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国家仍然掌握了组织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合法性认同与资源，所以纵向间关系仍然重要。与党政组织纵向间关系的作用机制是合法性认同。那些更能得到合法性认同的组织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权力支持。　　纵向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权力与政策关系。改革前，除了行政机构的权力得到一定的保证外，其他国家机构的权力在1957年以后日益得不到保证。所有的单位与准单位组织实际上都是国家指令与计划的执行机构。组织网络内对组织权力的这种简单化配置尽管适应了计划经济与高度控制社会的需要，但是抑制了组织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并阻碍了组织的多功能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家政权组织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组织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层次得不到提升。组织间的政策关系也相对简化，主要是一种执行与再执行的关系，整个国家处于一种高度控制的政策网络之中。改革开放以来，党政组织关系的规范化，促进了一种双塔式权力网络结构的形成。党政组织网络内部基于纵向间的改革促进了地方党政组织权力自主性的获得。结果，党政组织网络内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政策关系网络，由此也产生了政策过程中的双重或多重领导现象。许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存在较为严重的行政化现象。这种现象影响了组织朝着市场化与社会化方向的发展。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各种组织已经开始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进行利益博弈。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尽管这种博弈不如政策执行过程中那样普遍，但是也开始出现一些利益博弈现象。　　在同心圆式组织网络中对党政组织网络的有效控制对于整个组织网络的均衡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依赖于党的自我约束。由于不存在政党性竞争，所以党的组织自我约束首先是一种承诺与践诺的过程。其次，党的自我约束的制度化以及政党控制的法治化非常重要。而从党政组织网络的角度来说，党政关系的进一步规范化以及国家工具性控制的改进同样重要。就四大控制而言，动员教育需要进一步规范化，而责任追究、绩效考核与财政预算控制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