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1日至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财经委提请的关于修订证券法的议案是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此次修正案规定,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大股东的关系人列入到短线交易的主体范围中,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一大进步。世界各国往往不会专门立法规定短线交易制度,而是通过建立短线交易归入权制度来间接对短线交易的行为做出界定,我国现行的《证券法》规定了短线交易归入制度,第四十七条规定内部人进行短线交易后所获得的收益应收归公司所有,是对短线交易行为的惩罚措施,法条中规定了短线交易行为的构成要件。此次修改不仅使短线交易的主体范围得到完善,并且对于短线交易归入权来说,其行使的对象范围也有所扩充,有效防止内部人利用关系人持股规避归入权的适用。本文以此次修改为切入点,并通过分析案例的形式探讨此次对主体范围修改的原因及影响,在此基础之上,发现短线交易制度存在的其他问题与不足,综合分析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提出完善建议。除此之外,短线交易制度的配套机制建设也非常重要,一个制度作用的实现,需要其他多种制度的辅助,配套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对短线交易制度起到了辅助与监督的作用。文章的每一部分都采取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步骤,对我国短线交易制度提出了完善建议。文章的第一部分介绍了我国此次会议通过的修正案,扩大了短线交易的主体范围,文章通过列举案例的形式论证了为什么要进行此次修改,及此次修改对于认定短线交易行为的影响。文章的第二部分论述了短线交易的概念及其与内幕交易存在的区别,短线交易归入制度的立法背景及制度价值。归入制度作为各国直接确定的法律制度,规定短线交易的收益应属于公司所有,起到了吓阻内部人进行短线交易的作用,但是针对争议较大的归入权的性质,笔者认为应当为请求权,对归入权性质做出确切的认定,可以更好保证归入权的行使,减少短线交易行为的发生。文章的第三部分通过介绍短线交易的构成要件,分析了除了短线交易的主体范围之外,也扩大了客体范围,但是在其主体如何认定、交易的行为认定及如何计算收益等方面国内规定仍不明确,通过对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介绍及分析我国国情,提出我国的改革方向。文章的第四部分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接下来改革的重点应该首先放在配套机制的建设上,即建立完善的内部人持股变动申报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及加强处罚力度和自律监管。拥有完善的配套机制,才能使短线交易制度发挥最大的规制功效,才能在司法实务过程中发现存在的漏洞,从而找到前文中所述的适合我国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