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刑事扣押一般上被界定为一种专门性的调查取证行为。因而，人们关注的是扣押物的证据属性。本文论证，刑事扣押具有两个面向，一面是目的的程序保障性，另一面是手段的实体干预性。刑事扣押本质是对公民宪法上财产权的干预。扣押物的首要属性应是财产属性。扣押背后蕴含着国家追诉权与被追诉人财产权的激烈的冲突关系。为了充实宪法中财产权保障的规范内涵，必须在刑事扣押领域为被追诉人私有财产不受不合法、不合理干预设定一条底线。因此，必须为刑事扣押权的运行“划界”、“设槛”。在实体上，应当明确，国家能够基于公益目的干预被追人的财产权，但这种干预仅是一种部分干预、程序性处分，不具终局性、惩罚性。扣押权作为“手段”，只能在“目的”范围内运行。在程序上，应在程序法中构筑起私有财产保护的防线，对扣押程序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具体而言，在刑事诉讼法这一更高的法律位阶中，转行政化监管为司法化审查，在扣押决定、执行、保管诸环节植入跨机关的制约因子，适当扩张被追诉人的权利谱系，设置多样化的救济途径、优化涉案款物的处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