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相比农业文明社会,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与科技能力得到了空前发展与提升,但是,工业化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下降。20世纪60年代,随着环保运动与生态学的迅速发展,旨在实现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的一种崭新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应运而生,并成为人类社会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关键途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本世纪初,我国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以来,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在各地迅速展开,然而目前中国循环经济的研究集中在物质流循环、清洁生产等领域,由于相关生态环境政策框架体系尚不完善,政策机制层面的问题已成为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困难之一,因此十分有必要对保证循环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政策开展研究,特别是对现行的相关生态环境政策进行适时的案例评价与分析,有利于正确认识生态环境政策机制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我国进一步深入发展循环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采取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循环经济视野下的生态环境政策研究不应当只局限在对传统工业领域的关注,仅仅关注针对工业污染的生态环境政策是片面的。在本研究中对循环经济的定义为广义上的循环经济,即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而不单单是狭义上关于废物循环利用的循环经济,因此对生态环境政策研究范围应当更为全面。本研究首先从正确认识生态资源的价值出发,借助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价理论,对昆嵛山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综合评价；从命令-控制型与市场化环境政策两个方面,分别选取了山东造纸行业排污标准的案例与中国燃油税政策的案例,分别借助生态效率分析、脱钩-复钩分析、弹性分析、情景分析等手段,对两个案例中政策实施的生态环境效益进行分析；在以上理论与案例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本研究结论以及建议。通过对昆嵛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表明,昆嵛山自然保护区具有巨大的直接与间接价值,表明循环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考虑如何内化这些价值到经济建设之中,生态补偿政策应当成为重要的手段。生态服务价值核算是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基础,但补偿标准或额度的制定应当建立在对其各类服务功能的服务对象与服务范围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外部补偿与内部补偿的范围,本研究认为具有外向服务特征的功能如固碳、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功能应当获得外部补偿,其补偿标准可以按照生态服务功能的大小来进行计算。通过对山东省造纸工业的生态效率分析与脱钩分析表明,在一个地区性的工业行业中实施相对于其他邻近地区的更加严格的环境排放标准是可行的,可以有效的促进排放标准所要求的工业行业的生态效率与环境表现的提高。研究表明,在山东省造纸工业的案例中,分时期、分步骤(“分期付款式”)实施命令-控制型的严格环境排放标准与提高山东制浆造纸工业整体经济水平并不矛盾,标准的实施可以推动企业通过清洁生产、生态创新、环境管理体系建设等多种方式来进行达标,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发展。同时本研究也发现,标准中最为强调的水污染物指标COD出现了强脱钩,即生态效率与排放总量都呈现下降趋势；其他水污染物指标如废水、氨氮等呈现了弱脱钩,即生态效率提升,但排放总量仍然有增长或变化不明显；而标准中不涉及的能源、CO2等指标呈现扩张性复钩,即生态效率变化不明显甚至呈现下降趋势,消耗或排放总量增长十分明显。因此,在命令-控制型的政策中单纯强调某一个或者某一类指标无法真正实现地区性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应当考虑引入更全面的指标,由于生态效率指标很好的将生态与经济耦合在一起,应当在未来的政策指标中予以体现。通过实证分析及情景分析表明我国实施具有生态税特征的燃油税将产生显著的生态环境效益,主要表现在能源节约与温室气体减少两个方面。研究表明,燃油税可以成为国家从战略层面上抑制汽油消费过快增长与削减交通运输行业CO2排放的政策工具；税率变化对燃油税的生态环境效益具有较大的影响,过低的税率难以有效控制汽油需求的快速增长；交通运输的发展政策与综合模式对燃油税政策的作用空间也有较大影响,在公共交通较为发达的情景下,燃油税政策能够更好的发挥其杠杆作用来调节燃油需求的增长；燃油税可以实现汽油消费的减少,因此也间接减少了空气中的汽车尾气排放,这可以为城市人群健康带来较大的潜在效益,改环境收益会随着汽车尾气中的污染物占城市大气污染物的比例的提高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