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是以合意性、灵活性、高效性、非对抗性为主要特征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其产生的出发点为通过当事人之间平等沟通协商来平和地解决纠纷,同时克服诉讼带来的一些诸如对抗性强、成本过高等缺陷。其产生于民事领域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运用。随着发展,ADR已从民事领域蔓延到了行政领域,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受到了极大的鼓励。然而在我国,由于存在公私法的严格区分、“公权力不可处分”等思想的影响,行政法领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正视ADR的存在和渗透。笔者认为,在当今社会,构建以诉讼为中心,以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为补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在行政法领域,我们并不能对目前行政纠纷呈现的一些新特性以及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固然缺陷视而不见,也不能否定ADR在行政领域内存在的可能与必然,更不能忽视我国在解决行政纠纷的实践中对于ADR的实际运用。放眼国际,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设立了相关的立法和机构来保障ADR的运行,并且实践证明,ADR在解决行政纠纷上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此在行政纠纷解决的领域构建ADR机制,将会弥补行政诉讼的不足,为公民在寻求救济的过程中提供更多的选择。本文分为六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引言,阐述了论文的写作意义、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ADR的基本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发现ADR的优势；第三部分则论述了在行政纠纷解决领域适用ADR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不仅仅相关理论的新发展允许ADR进入行政领域,我国的传统文化也适宜这一“舶来品”的存在和发展。而我国的现实也迫切需要ADR来优化行政纠纷的解决机制；第四部分以比较的方法探寻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制度,以期给我国有所启示；第五部分站在我国的现有制度上,对我国行政纠纷解决中ADR的构建进行了完善或者设计,并且期待将ADR贯穿到整个行政过程中,从事后救济和事前预防两个方面来减少行政纠纷；最后一部分为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