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国的扶贫是多中心治理,但缺乏社会工作的介入则是低水平的多中心治理。目前国家正在通过政策推进社会工作介入扶贫,但收效不大。在社会工作立法欠缺与扶贫立法正在积极开展的时代背景下,将社会工作纳入扶贫立法将是弥补社会工作介入扶贫立法缺失的最佳契机。基于政府单中心治理贫困会造成政府难以承担繁重的扶贫工作,成本效益导向造成扶贫动力不足,缺乏扶贫专业知识,易出现权力滥用与马太效应之缺陷,社会工作应当介入扶贫多中心治理。但政策推动社会工作介入扶贫存在缺乏法的强制力、可操作性不强、难以对社会工作法律关系与权责、监管制度与法律责任等进行系统建构的缺陷,因此应当将社会工作纳入扶贫立法,以解决上述问题。社会工作纳入扶贫立法,应当首先解决社会工作主体资格问题。社会工作主体资格包括社会工作机构与社会工作者主体资格两个方面。由于目前缺乏对扶贫社会工作主体资格的准入制度,造成社会工作主体在扶贫领域的良莠不齐。故此,扶贫立法应当规定更为严格的社会工作主体资格标准。社会工作法律关系与权责分配是社会工作纳入扶贫立法的核心问题。社会工作纳入扶贫有五种模式,其中混合模式是最为理想的选择。基于混合模式搭建的社会工作法律关系包括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与基于契约体系所建构的合同法律关系,包括三种行政合同、两种民事合同与一种公约。扶贫立法还应当对社会工作监管制度与保障措施作出规定,其监管制度包括招标购买分离制度、合同备案审查制度、业务档案管理制度、检查监督制度、考核评价制度;其保障措施包括业务与经费保障与行业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