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民外交运动兴起后,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关注民族的命运,积极参与到外交斗争之中。“一战”后期,中国民众支持政府加入协约国,希望战后凭借胜利国的资格,取得国际平等地位,并收回近代以来丧失的国权。　　国人对巴黎和会充满了期待,各界民众纷纷向政府进言献策,从各自立场出发,提出外交主张。主要包括山东问题;废除“二十一条”;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收回外国强占的其他特权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大部分被北京政府接受,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代表,在向和会正式提出的四个《说贴》中,则几乎包含了以上所列的全部外交主张。　　巴黎和会期间,民众以各种形式支持北京政府和外交代表进行外交斗争,力争国权。然而,结果是美、英等国向日本妥协,将战前德国所属的山东权益转给日本。除了收回一些战前德、奥在中国拥有的特权外,中国代表提出的外交主张被巴黎和会拒绝。　　外交的失败激起国人的愤怒。学生领导的“五四”运动由此爆发,“三罢”斗争把国民外交运动推向高潮。最后,中国外交代表能够拒签对德和约,民众的拒签斗争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之一。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民众对巴黎和会的热情参与深刻影响了北京政府对巴黎和会的外交政策及外交斗争,成为支撑中国外交代表力争国权的内在动力。在斗争过程中,中国民众发生了对美、英等国由幻想到失望,对北京政府由支持到斗争的转变,这种变化促进了中国民众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思想的形成。　　以往对中国与巴黎和会关系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北京政府、中国外交代表及“五四”运动三个方面。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尝试从中国民众的角度探讨其对巴黎和会的反应,从中国加入“一战”到巴黎和会结束,力争尽可能系统、全面、客观的阐述中国民众在不同时期对巴黎和会的反应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