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主题是中国社会团体管理的法治化,并以中国共青团组织这一独特视角将研究引向深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帮教特殊人群、预防违法犯罪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挥行业自律和专业服务功能。发挥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行为导引、规则约束、权益维护作用……”。①如何以适当的机制管理、服务好社会团体,并保障其发挥积极作用,突破以往“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治理困境,实现社会团体管理的有序化、法治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论文分为以下五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梳理和评述了学界中关于社会团体管理的法治化的研究。在对比、辨析了西方学界惯用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民法上的“社团”等概念,并对社会团体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社会团体,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团体和以共青团为代表的特定社会团体。所谓的一般社会团体是指,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进行登记的团体。特定社会团体是指《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不需要登记的团体,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侨联、台联、青联、工商联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及其他免予登记的社会团体。第一章社会团体管理的法治困境。本章引出主题,从三个维度阐释社会团体管理存在的法治困境:一是历史梳理中国社会团体的演进过程,分析每个阶段社会团体管理的情况、困境及其背后的原因;二是现实总结目前社会团体管理存在的难点和问题,指出当前管理机制在法律和管理层面的优势和不足;三是从理论上审视历史和现实中社会团体管理存在的问题,深挖造成困境背后的理论基础,即比较分析公民社会理论、自由结社理论、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理论对治理中国社会团体产生的影响,并作出评述。基于以上三个维度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团体管理困境的原因在于:第一,法团主义思维的登记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双重管理模式制约了社会团体的发展;第二,法律保障不足影响了社会团体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第二章社会团体的功能定位、权力渊源及行使。要解决中国社会团体管理的法治化困境,必须首先说明社会团体的功能,社会团体的功能定位决定了社会团体与公权力之间的关系。社会团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功能使得社会团体行使的权力具有公权力的特性,这种权力是政府让渡的部分公权力。政府让渡的权力不同于政府专属行使的权力,二者在运行公权力时应有更加完备的法律为其从职能、内容和形式上做好界定区分。社会团体行使的管理权力必须最大化其正面效应,要深入探讨社会团体的法律责任;同时,也要通过完善立法来规制社会团体行使管理权力的行为,努力降低其负面效应。第三章法治化路径探索之一。本章探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管理的社会团体,也即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团体管理的法治化道路探究。从合法性问题入手,搭建包括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及法律合法性在内的分析框架。在厘清法律合法性维度中包括的宗旨合法性、活动合法性和组织合法性的基础上,指出因现行的双重管理制度的登记门槛过高、社会团体地位不平等等问题,导致了数量庞大的“草根”社会组织在宗旨、活动等实质方面均合法(具备“正当性”)的情况下,无法获得形式方面的组织合法性,而难以取得合法地位,活动缺乏法律保障。因此,社会团体管理的法治困境根源在于:实质正当性与形式合法性的冲突。进而,提出社会团体组织自身的法治化、外部关系的法治化、运行的法治化三条路径。内部法治化主要通过完善立法规制、改革管理体制和健全信息披露和自律管理制度来实现。从完善政党立法和社团立法,保证各主体(政党、政府、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履行各自法定职能和实现依法协调三个维度外部法治化社会团体的管理。运行法治化要求社会团体的管理遵守宪法、法律、社团法规和登记机关批准的章程。第四章法治化路径探索之二。本章以中国共青团为例,探讨免于登记的社会团体,即特定社会团体的法治化路径。本章探讨中国共青团与执政党、政府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共青团具备政治性与公共服务性的双重属性。共青团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在将共青团法治化的过程中,必须将共青团作为准共产党组织或附属组织对待。同时,共青团在发挥社会化功用时由于缺乏法律支撑,存在“法外之治”,导致行使职能不畅。因此,需从以下两个层面法治化共青团管理:一是通过《团章》,规定共青团组织的法定职权,完善团内的“法规”,实现共青团组织的法治化管理。二是利用“非法律规范”引导中国共青团组织的管理,推动特定意义上的社会团体管理走向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