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是一个书写时代热点的“问题小说家”。《班主任》不仅招来了社会热议,也让刘心武暴得大名。在重量级文学奖项的光环背后,核心刊物与编辑的推动、具有公共性的广播传播媒介、以及文本周边聚集的评论家和学术争鸣,都成为以“新”之名建构文学新征程起点的重要手段。这种对文学外部因素干预性的清醒认识,有可能释放出社会事件与文本的隐秘共谋,进而还原“新时期文学”诞生之初的历史样貌。当我们进入文本内部,将《班主任》和刘心武“新时期”之前的小说创作进行互文式的阅读,便不难发现两者在文本特质、叙事策略、疗救与自救等问题上的内在联系。“新时期文学”在新的历史场域内,既要反抗上一历史阶段的文学体例,又不得不保留一些“经典”写作习惯,以大众熟识的套路讲述新的故事,在矛盾中建构起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在“新时期文学”获得合法性之后,“下一步踏向何处”的问题随之而来。以“写人生”为基调,自《立体交叉桥》之后,刘心武的“心灵建设”方案逐渐成熟,《钟鼓楼》更是以“橘瓣式”结构开现实主义小说形式探索之先河。不同于先锋小说作家回避内容探索、重视形式变革的立场,刘心武一方面寻求“现代派”所带来的视野上的拓宽,另一方面坚持从生活出发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由世态人生洞察社会变迁,展现市井生活本来的样子。其后续纪实小说的创作进一步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对社会事件的敏锐、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对于“生命本善”的坚持。至此,刘心武以日常化书写倾向开掘出一条不同于“先锋文学”的“平凡之路”。这一路径所体现出的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与介入,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摆脱困境的可能性。本文第一章从文本外部探讨“新时期文学”的生产,站在“文本与事件”的角度,将围绕在文本周围的诸多文学事件纳入考察《班主任》“经典化”进程的视野中。进而发现,《班主任》被命名为“新时期文学”起点,不仅是一种事后追认,同时也是官方逻辑的运作和主流意志的意义建构。在此基础上,文学界完成了对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写什么”问题的确认。第二章立足文学文本的自身生产,探究“新时期”在小说“怎么写”问题上的“守旧”与“创新”,意在说明刘心武在粉碎“四人帮”之前与之后小说创作上的同构性,以及产生这种效果的时代语境。第三章在历史场域中呈现“伤痕文学”的退潮与“新时期文学”的转型,进而探究刘心武在文化转型时的选择。在西方文化资源的冲击下,面对“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重新问题化,刘心武因写作策略上的“过去式”和对现实主义的坚持,而刻意与“现代派”保持距离。仅将其视为艺术手法,仍旧将社会现实生活作为书写主体,通过文学创作不断深化并发展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