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差距的日渐突出，使得“三农”发展形势日益严峻。为弥补农村发展弱势、减轻农民负担、对公共资源进行城乡间再分配，我国加快了强农惠农政策的出台进程，从2004年起连续出台的八个中央一号文件，围绕促进农民增收、增强农业综合发展能力和农村基础建设、发展水利设施等主题逐步建立起新时期强农惠农政策体系。尽管惠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民带来了收益，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困难重重，其在组织传播过程中已陷入困境，存在政策内容走样、传播渠道单一、反馈环节缺失等不足，不利于惠农政策执行。政策传播是政策执行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证。本文将惠农政策组织传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观点包括：第一，惠农政策传播的主要渠道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组织传播，各级政府既是传播主体又是“把关人”；第二，我国行政体制“科层制不足”的现状是造成惠农政策组织传播困境的根本原因，包括等级制传播下的信息双向不畅、人格化传播下的信息偏好和不公正、非理性传播下的缺监督、少处罚；第三，提高惠农政策组织传播效率，关键在于完善我国行政体制，为惠农政策组织传播提供良好制度环境，包括重配政府职能以减少政策传播层级、促进政务公开以增进传播透明度、重构传播监控和反馈机制等。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对科层制内涵的学习以及科层制下政策组织传播机理的总结，相较之下得出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存在“科层制不足”的现状，以及“科层制不足”下的我国惠农政策组织传播的困境，结合笔者在实际调研中的发现和感触，选取相关案例予以佐证，具体分析“科层制不足”是如何作用于惠农政策组织传播，最后思考如何解决惠农政策组织传播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