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兴翻译理论的女性主义翻译观出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翻译的“文化转向”之后。在以雅克·德里达，罗兰·巴特和米歇尔·福柯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理论以及不断发展壮大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之下，一批先进的翻译理论家和女性主义活动家如雪莉·西蒙，路易斯·冯·弗洛图，芭芭拉·戈达德，劳莉·钱伯伦以及苏珊娜·德·洛特比涅尔-阿伍德开始将女性主义和翻译理论结合起来，致力于打破将翻译和女性置于次等从属地位的传统翻译观，强调性别因素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影响，并最终达到提升翻译和女性的地位，在翻译活动中为女性争得同男性平等的地位。该理论主要着眼于认可译者的创作价值，彰显译者的主体性，以及通过翻译这一政治手段提升女性在目的语文化中的社会地位，塑造正面的女性形象。
　　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翻译观角度分析不同性别的译者在翻译女性主义作品时产生的差异。本文选取的源文本为美国早期女性主义作家凯特·肖邦的小说《觉醒》。该小说作为重要的女性主义作品，讲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南方一位具有独立思想的已婚少妇，在爱情和性欲的启发之下，勇敢地追求身心自由，并最终被现实击垮转而通过投海自杀来结束被束缚的人生的凄美故事。作者有目的性地选择了最早译本的译者吕文斌（男）和最新合译本的译者王骁双，张爽，戴婧三位女性的两个中文译本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分析，进而找出译本中存在的差异，以及导致这些差异的潜在原因和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实践特点。
　　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在所选择的两个译本中的确存在翻译差异。差异主要呈现在以下三种情况中，即女性生理体验，女性形象的描写以及女性与男性的社会关系。具体而言，男性译者在翻译女性生理体验方面的内容时，不带感情色彩，而女性译者的翻译显得更为贴切。在描写女性形象之时，男译者带着男性中心的思想进行主观价值评价，女性译者则更深入地揣摩原作之意图，倾向于塑造正面的女性形象。而在翻译男女社会关系时，男译者本人固有的男权理念影响了其作为再创作的翻译，将文中男女高下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反观女性译者，她们采取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对文本进行解读，弱化文本的男女不平等关系，甚至进行了相对较大力度的改写。本文还试图简要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认为除了男女生理性别带来的不同体验之外，时代因素、社会文化因素都对男女译者产生着影响。
　　在弗洛图总结的三种主要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的框架下，作者还总结了本文中的女性译者呈现出的翻译特点。总的来说，她们以忠实于原文为前提，采用温和的翻译方式实现其女性主义翻译理念和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