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仍然突出、资源利用效率仍需提升的背景下,如何协调资源消耗、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用最少的资源消耗和最小程度的环境污染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传统的企业效率评价侧重于企业的经济绩效,忽视了企业创造的经济价值与产生的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企业生态效率”概念应运而生。作为环境信息披露关键内容之一的环保投资,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对其成本的归集做出明确规定,因此,企业在进行环保投资披露时存在较大的自主性。尽管已有研究关注到企业环境绩效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但鲜有文献从企业生态效率视角综合考量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对环保投资披露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企业生态效率对环保投资披露的影响;并从高管减持视角,考察高管减持如何在这一影响中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前述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具体而言,本文将研究企业生态效率如何影响环保投资披露,探讨环保投资披露能否作为辨别企业生态效率好坏的信号;高管作为企业环保投资信息的披露者,存在减持动机时,如何影响不同生态效率表现的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披露的过程,这其中的作用机理又是什么。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理论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研究企业生态效率、环保投资披露以及高管减持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在梳理和总结相关文献基础上,运用组织合法性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进行推导和分析,提出研究假设。本文以2014-2018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生态效率对环保投资披露的影响,高管减持对企业生态效率与环保投资披露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企业生态效率对环保投资披露影响的作用机理以及高管减持调节效应的作用机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1）企业生态效率与环保投资披露呈负相关关系;（2）高管减持对企业生态效率与环保投资披露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并且高管减持强度越大,企业生态效率与环保投资披露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强;（3）企业生态效率影响环保投资披露是一种策略性披露行为;（4）高管减持的调节效应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本文的创新之处有:第一,从企业生态效率视角综合考量企业的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研究其对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指标之一环保投资披露的影响,并探究高管减持对企业生态效率与环保投资披露之间关系的影响,为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提供新视角。第二,运用“财务指标/环境指标”计算企业生态效率,根据重污染行业“高耗能、低效率”的经营特点,手动搜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获取企业能耗值指标,并选取财务指标计算企业的能源回报率和能源生产率,作为企业生态效率的衡量指标。克服了传统效率评价只侧重于经济活动,传统环境绩效评价只关注环境活动的片面性,为企业生态效率的衡量提供新思路。